看到三菱造假的新聞，不禁唏噓感嘆。又讓人回想起過去5、6年間那些關于日本制造業造假的“崩塌”畫面。

今年2月1日，三菱電機迎來百歲生日，也迎來了造假丑聞。長達35年的數據造假，涉及產品多達8萬件，流向15個國家。

在這次三菱電機造假事件曝光之前，總公司在2016年至2019年曾組織三次自查，均未能發現長崎制作所有組織造假的問題。

至此，這家百年老店也留下了抹不去的污垢，同時，也讓代表“工匠精神”的日本制造業再次蒙羞。

一

據公開信息整理發現，近些年，日本制造企業“造假”屢見不鮮。2015年以來，就相繼發生了東芝會計造假、東洋橡膠工業篡改抗震數據、旭化成捏造建筑打樁數據、三菱汽車偽造燃效數據、鈴木汽車人為杜撰燃效數據等。一系列丑聞令以“質量第一”著稱的日本制造業遭遇了尷尬，企業形象和品牌力都受到了重創。

2015年5月，高田首次公開承認其安全氣囊存在缺陷。身為世界三大安全氣囊供應商和日本最大的汽車零部件廠之一的高田公司，客戶惠及包括寶馬、奔馳、大眾、福特、通用在內的全球諸多汽車廠家。然而，高田公司的安全氣囊并不安全，其隱患之處非但被隱瞞了下來，還在不少安全數據上都進行了造假處理。由此導致高田安全氣囊故障在全球范圍內已經造成17人死亡，180多人受傷，被召回的缺陷汽車總成本與賠償金額更是天價。到最后，高田公司不得不以破產收場，這被稱為是日本制造業史上最大規模破產案。

2016年4月，日本三菱汽車被曝在過去10年中銷售的全部車型存在篡改油耗數據等違規行為。在給消費者的使用說明書中，三菱汽車的實際燃油效率數據被提高了5%-10%。同年5月，鈴木汽車對外承認，鈴木沒有按照規定的方法測試油耗數據，致使測試數據與實際使用數據有所出入。

2017年10月，神戶制鋼承認篡改部分銅、鋁產品檢驗數據，以次充好供應客戶。一年就有2.15萬噸產品涉嫌檢測信息造假。10年來，包括管理層在內的十余人參與造假，約200家企業受到牽連，涉及汽車、飛機、高速列車、軍工等多個領域。

同年11月，與三菱電機同在三菱麾下的有色金屬巨頭三菱綜合材料公司承認，其子公司三菱電線工業和三菱伸銅存在篡改產品數據的造假行為，受影響企業達258家。

2018年7月，日產汽車公司承認，該公司在日本國內的5家工廠存在尾氣排放和油耗測量數據造假問題。公司在進行抽樣調查時發現，造假問題車輛占抽樣總數的53.5%。

今年2月，成立于1929年，主要生產制動器和相關零部件的日本曙光制動器工業株式會社被曝出近60%的產品數據存在造假行為，時間跨度長達20年，涉及豐田、日產等10家日系車企。

在20世紀后期，日本制造業曾一度享有極高的國際聲譽，優越的產品性能和可靠的產品質量讓“日本制造”在全球市場所向披靡，“Made in Japan”等同于質量擔當。

資料顯示，全世界90%的數碼相機是日本制造，日本持有全球37%的半導體生產設備，和66%的半導體原材料。鼎盛時期，在全球50強中，三菱、豐田、松下、日立、索尼、本田、日產、東芝這些日本制造企業都榜上有名。

歷經半個世紀，日本制造業成功走出了一條從“模仿創新”到“自主創新”的道路。然而，企業不斷出現的造假問題，也讓站在神壇之上的日本制造業光環逐漸褪去。

二

近年來日本企業更加強調股東利益，與歐美企業模式越加相似。過去，日本企業的經營層更重視長期經營，為此會不斷強調質量管理。但如今，過去那種非常普及的、一點一滴式的質量控制活動已經難覓其蹤。企業高管更加關注的是各種財務報表，千方百計地追求利潤上升。

分析指出，日本企業用工制度在近20多年里發生了巨大變化，而這也從根本上瓦解了質量控制的基礎動力。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1995年，日本大企業聯合會“經團聯”提出“新日本式經營”，導致非正式員工占比逐漸增多，目前已逼近全部就業人口的40%。非正式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對于技術進步和產品質量的使命感明顯下降。

全球化經營的深化帶來了日本管理者走向趨同世界的特征，而且，部分超大企業經營者還明顯表現出傲慢態度。以神戶制鋼所為例，早在1999年該公司就被曝出向特殊股東輸送利益的丑聞，2003年又被曝工廠排放污染問題，2006年被曝工廠排水污染土壤問題等，但該公司歷任高層并沒有引以為戒，強化企業風險危機管理，而是不斷隱瞞掩蓋，沒有把社會責任和監督置于應有高度。

有學者認為，日本制造業集體跳水，反映了日本制造業目前正在遭遇轉型期的尷尬和試圖“再崛起”的無奈。在夾縫中，曾經風光無限的日本品牌急于求成或掩蓋下滑業績，是導致日本制造業近年來丑聞不斷的根源。

曾在日立工作16年、現任京都大學和日本東北大學教師的湯之上隆，寫過一本書《失去的制造業：日本制造業的敗北》，其中提到：日本電子信息產品，過度追求精益求精，企業在產品品質和技術深度上投入大量資源，導致日本的家電、手機、計算機等產品，制造成本高、周期長，甚至超過了市場客戶所需，到了曲高和寡的地步。而后崛起的韓、中企業在規模、成本、效率上取得了優勢，滿足了電子產品快速迭代、價格下移的需求，逐步超越了日企。

日企的這種特性在制造業的上游——材料、關鍵零部件、制造裝備領域，反而是優點，這些領域需要長期投入、持續跟蹤、精益求精。因此，日本企業被越來越多地“擠”到了制造業的上游，藏到了產業的背后。

湯之上隆在《失去的制造業：日本制造業的敗北》一書中，總結了日本制造業的四大教訓，其中有兩條的矛頭都指向“創新陷阱”：“面對十年一輪的新技術浪潮時，對市場機會缺乏敏感性，因循守舊，錯失機會；面對技術趨勢轉變，日本企業制度過于僵化，根本就不能適應技術變革的趨勢。”

美國商學院教授克萊頓·克里斯坦森在《創新者的窘境》一書中更是犀利地指出：“曾經成績傲人公司只會尋求產品的‘精益求精’，但發展來的新技術不過是‘延續性技術’，真正能帶來新變革的‘破壞性性技術’卻被忽視，這些老牌公司將發展機會拱手讓人……”

1964年，日本憑借一場規模宏大的奧運會開啟了10年經濟高速發展，新干線等一系列高科技成果讓全世界看到了日本戰后振興。日本制造業、金融業由此橫行歐美，創造了一個時代的神話。

2021年，東京又一次迎來奧運會。當下，如何認識日本制造業出現的一系列造假丑聞至關重要，它并不是日本制造業全面衰退的標志，而是其轉型之痛的映射。今后，日本經濟產業環境以及社會發生的重大變遷也都將對日本制造業產生重要影響。

縱觀日本制造業的興衰歷程，深究其取勝之道和問題之源，對于眼前日漸崛起的中國制造來說自然是意義重大。如何在追求技術創新、弘揚“工匠精神”，并牢牢把握市場需求，進而避開“創新陷阱”，將會是未來我們要重點關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