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了幾元錢的商品出現了問題，是否可以要求幾十萬元甚至幾百萬元的超過實際損失的賠償？

　　文/本刊實習生  鐘瑞花

　　1993年我國頒布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下文簡稱《消法》)，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候應運而生的，該法的頒布是我國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全面確認消費者的權利，在市場經濟中對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國加入WTO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面對現實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新問題，對《消法》進行修改的呼聲越來越高。2008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修改《消法》5年立法規劃。

　　目前，《消法》已經正式進入二次修改程序，這部關系到中國十幾億消費者的法律的修改，可以說是萬眾矚目。6月17日，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共同舉辦了主題為“侵害消費者權益的法律責任”的研討會，在此次的研討會上，法學專家、業界律師和相關媒體人士共同討論了《消法》修改過程中的一些前沿、焦點問題。

　　懲罰性賠償

　　一杯熱咖啡導致麥當勞付出了幾百萬美元的賠償金，這是懲罰性賠償的經典案例之一。

　　經常關注麥當勞的人可能會發現在麥當勞的熱飲杯上都印有“小心燙嘴”這四個字，這其實是在其曾向一位老太太付出了巨額的懲罰性賠償金之后加上去的。1992年，一位老太太買了一杯麥當勞咖啡，將其放在雙腿上以便加糖，但沒有放穩，咖啡倒出導致她被燙傷。法庭判定麥當勞咖啡溫度過高且沒有提醒消費者注意，除了賠償老太太的治療費用和其它補償費用外，還外加了高達百萬美金的懲罰性賠償金。

　　懲罰性賠償，顧名思義，是對行為人的一種懲罰，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的損害數額的賠償，賠償的對象是受害人。現在這一制度在英美法系國家已經非常成熟。

　　“假一賠二”是我國現行《消法》第49條的規定，被認為是懲罰性賠償在我國最早的規定，但是，這一規定被認為“不太能夠滿足保護消費者權益的需要”了。關于懲罰性賠償的問題也成為此次研討會上討論最熱烈的問題。

　　從賠償的數量來看，有多少人會為了幾十元或上百元的商品去進行訴訟？

　　相比維權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來說，兩倍的賠償對于消費者來說，在很高的維權成本情況下所得太少，所以很多消費者就直接放棄維權了；即使消費者維權成功，僅僅兩倍的賠償，對于不法商家的處罰顯然過輕。

　　的確，與英美國家懲罰性賠償可能將商家“罰到傾家蕩產”的情況相比，現有的法律對于商家來說，違法所獲得收益遠遠大于其面臨的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假冒偽劣產品的盛行。

　　在研討會上，對于懲罰性賠償的范圍和金額，專家們的意見有一定的分歧。有的認為可以將懲罰性賠償金確定在一定的倍數；有的認為根據產品的性質、功能及其造成的危害而定，如劣質奶粉的賠償，應該成千倍地罰；也有更為激烈者，如，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景明認為，對于懲罰性賠償，通過研究歷史可以發現，其價值取向不在于“賠”而在于“懲”，對這種行為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管賠償多少倍。

　　消費者獲賠優先的原則

　　消費者權益的補償應該處于一個怎樣的位置？在行政罰款、違法企業的其他債權人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僧多粥少”，消費者獲得賠償的機會有多大？

　　一個商家違法了，消費者權益受到了損害，行政部門會對其進行處罰，比如罰款，但與行政處罰相比，對消費者的賠償往往要經過幾輪訴訟，等結果出來后，消費者問企業要錢的時候，可能罰款都交給國庫了，那么要如何滿足廣大消費者的賠償請求？要不要建立一個上繳國庫的罰金回收制度？同樣，在其他的債權人存在的情況下，消費者相比之下可能處于弱勢地位，例如三鹿奶粉公司破產以后，它面對各種各樣的債權人，而財產不足以清償所有債權，消費者的權益如何得到充分的保障？對此，眾多法學專家認為，消費者的賠償請求權應該予以重視，優先于行政處罰和其他債權。

　　消費者的舉證責任

　　“誰主張，誰舉證”，然而，在越來越強大的企業集團面前，消費者的力量實在是太小，舉證困難也是我國消費者維權困難的主要難題之一。

　　在此次研討會中，多名法律界人士從不同的角度提到了減輕消費者舉證責任的問題。

　　其一，面對食品安全等問題頻繁出現，老百姓越來越困惑，到底吃什么用什么才是安全的？這首先涉及到行政責任問題，即很多產品的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未能確立，這在問題出現時，如果消費者要進行維權，舉證尤其困難，例如某產品含有某種致癌物，但是，因為沒有權威的標準，那么消費者要維權就還要多證明一步：該產品致癌物的含量足以危害自己的健康。

　　其二，立法應盡量詳細。例如，現行《消法》第49條中的“欺詐”，消費者對其范圍搞不清楚，難以舉證；行政執法部門、人民法院也沒有統一的認識。對此，哪些是欺詐行為，立法應盡可能列舉全面，以便廣大消費者可以“對號入座”，認定為是欺詐行為，就有權要求按照《消法》第49條獲得賠償。

　　其三，電信、信用卡消費，信貸、醫療、教育、旅游包括交通服務等，這一些行業都是壟斷行業，他們有巨大的行業利益，所以消費者在他們面前太弱小了，應該加大經營者的舉證責任。

　　其四，消費者可能同時使用兩家或者兩家以上的企業生產的同類但是品牌不一樣的產品，在這個時候消費者一旦受到侵害無法分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不能具體舉證，但是廠家都有責任的情況下，可以按照市場份額的比例劃定責任。

　　精神產品的“質量”問題

　　音像制品、圖書等精神文化產品出現問題，是否應該歸入到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范疇？

　　對此，北京市律師協會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主任邱寶昌認為“一個普通的產品對消費者侵害是個別的現象，而一個精神產品不合格對人的影響是深遠的”，對精神文化產品進行規制，應該納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

　　關于假唱、電影強制看廣告、假踢等，權益如何界定，責任主體是誰，這些問題都應該得到重視。特別是圖書市場，“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但是一本偽書對人的危害很大，

　　但是，責任主體是誰？邱寶昌認為，最大的問題在出版單位，他們負責編輯，進行內容把關，如果出現了問題，是不是也應該像其他物質產品一樣，予以召回？因為像圖書、文化包括表演，塑造人們的精神和價值觀念，內容出現問題造成的損失可能更大。

　　集團訴訟

　　在現實生活中，因產品質量不合格等，造成消費者人身、財產損害，被侵害的消費者人數眾多。遇此情況，在美國有一種運用比較多的訴訟模式——集團訴訟。

　　集團訴訟(class action)是指一個或數個代表人，為了集團成員全體的共同的利益，代表全體集團成員提起的訴訟。法院對集團所作的判決，不僅對直接參加訴訟的集團具有約束力，而且對那些沒有參加訴訟的主體，甚至對那些沒有預料到損害發生的相關主體，也具有適用效力。

　　毫無疑問，集團訴訟對商品生產者和銷售者的威懾力更大。將集團訴訟引入我國《消法》中也是近年來的一個重要議題。而消費者團體的訴訟，首先解決的是訴訟的主體，誰來代表受害的消費者提出訴訟？

　　對此，陳杭平博士提議，這只能依靠市場的力量，把消費訴訟向律師完全開放，可以參照美國集團訴訟的標準，律師來擔當主要的角色，在這里面分高額的份額。同時，要限制律師的不正當的行為，如惡意訴訟。

　　其實，此次研討會上探討的很多問題也是中國億萬消費者所關心的問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如何在盡量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情況下，符合我國實際，減少對企業、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既具有前瞻性，又能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這也需要更多人的關注。

　　懲罰性賠償——達摩克利斯之劍

　　罰得過輕發揮不了作用，而罰得太重，則很有可能會拖垮一個企業，如何讓這兩者得到平衡，正是當前在立法層面需要考慮的問題。

　　企業以營利為目的，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他們的本性。在與商家的博弈中，消費者往往處于弱勢的地位。而懲罰性賠償的制度設計，使企業付出的賠償金遠遠高于實際上對原告所造成的損失，動輒上百萬甚至數億美元的懲罰性罰款，猶如一把足以讓企業傾家蕩產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以下，就介紹一些國外關于懲罰性賠償的經典案例。

　　福特公司賠1.25億美元

　　1981年，美國一位父親駕駛福特公司生產的Pinto汽車，途中汽車爆炸，導致車上小孩嚴重燒傷，最終法院判決被告福特公司賠償受害人懲罰性賠償金1.25億美元。

　　法庭之所以判決如此高的懲罰性賠償金，是因為法庭調查發現：福特汽車公司在知悉該型汽車有瑕疵的情況下，進行評估，認為全部召回該款汽車加以修復的成本高達1億美元，而車著火致人死亡每件賠償20萬美元，按照發生事故的概率推測出賠償金額遠遠低于召回成本，據此，福特公司決定不采取召回措施。

　　法庭由此認為：被告福特公司是基于成本效益分析，視被害人為一種價格，而非人的尊嚴，其不法行為刻意漠不關心他人安全，嚴重蔑視被害人的價值，這就是著名的詹姆斯訴福特汽車公司案。

　　太平洋共同壽險公司賠100萬美元

　　身為羅斯福市政府雇員的海斯利浦(Haslip)，于1981年參加了太平洋共同壽險公司(Pacific Mutual Life insurance)的健康保險，但因該保險公司的代理人侵吞該市政府代扣繳的保費，以致其1982年的住院費用3000美元未能獲得保險給付。

　　同年5月海斯利浦及其他3名市政府員工以欺詐為由，將該代理人及該保險公司告上法院，原審法院陪審團判決了100萬美元以上的賠償金，Alabama州最高法院也維持了該判決。保險公司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后，聯邦最高法院仍以絕對多數維持了該判決。

　　該案被認為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次表明自己對如何適用懲罰性賠償問題態度的案件。

　　寶馬公司賠償案

　　高樂(Gore)將自己購買的寶馬汽車送回公司進行改良，但是，汽車在德國運往美國的途中遭遇過酸雨侵蝕，BMW公司將汽車重新上漆，并沒有將此告知高樂。于是高樂以該公司隱瞞重大事實為由將其告上法庭，法院根據其出示的證據判決該公司向高樂支付4000美元的補償性賠償金和400萬美元之懲罰性賠償金。經上訴，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判決減為200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金。

　　雖然最后經聯邦最高法院審理后，認為200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金實在過高，并將該案發回下級法院更審，但從本案中州法院和州最高法院這兩級法院的判決仍然可以看出美國懲罰性賠償的嚴厲性。

　　當然，也正是看到美國等國家的懲罰性制度如此嚴厲，中國的法學專家和業內人士對這一制度的運用依然有一定的疑慮，罰得過輕發揮不了作用，而罰得太重，則很有可能會拖垮一個企業，如何讓這兩者得到平衡，正是當前在立法層面需要考慮的問題。(小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