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鵬
國家發改委關于中國人“一年人均輸液8瓶”的統計數字一出，舉國嘩然。曾幾何時，輸液似乎已取代了打針、吃藥，成了治療的代名詞。
眼下正是呼吸道感染的高發季節，記者在兒童醫院看到，抱著孩子排隊輸液的家長組成了一條令人瞠目結舌的長龍，而這樣的情景在本市各大醫院都可以看見。有的醫院輸液室擠不下，允許家長舉著輸液瓶帶孩子找地方，于是樓道里、候診椅上、甚至自家車里都成了輸液地點，看到這種情景，就不難理解“全民輸液”的景象了，中國人對于輸液的依賴程度已經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為什么會這樣？
記者走訪了患者、醫院，并對藥品生產銷售企業進行了調查，發現“全民輸液”的背后，已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被人們認為“見效快，療效好”的輸液就是一塊圈內人搶奪的利益蛋糕，藥商、藥廠、醫院都想從中分得一杯羹，最終導致生產畸形膨脹，競爭手段花樣翻新。為了這條利益鏈，人們不斷被強化對輸液的迷信觀念，有人甚至到了“你不輸液我就跟你急”的地步，于是刺激了新一輪的生產和推銷，這個惡性循環的怪圈使利益鏈上的相關環節均獲益，但危害的卻是這個民族，尤其是下一代的健康。
治個感冒花1812元 必須輸液才能好？
看病貴一直是民生之苦，“看個感冒也得花個千兒八百的”抱怨聲比比皆是。記者了解了一些病患的經歷，發現看病的錢有很大一部分是花在輸液上。其中比較極端的一個例子是一位患者治療感冒花了1812元。這位患者自稱因感冒發燒在本市一家三甲醫院就診，當時一位女大夫先得知他是公費后，為他做了一系列檢查，隨后建議開三天青霉素輸液，又開了一點藥。
但令患者大吃一驚的是交費結賬高達1812元，其中僅輸液就1300多元，而且輸的是一種他從來沒聽說過的藥——“注射用哌拉西林鈉舒巴坦鈉”，18支一共1374.48元。他問藥房工作人員：“醫生不是說開青霉素嗎？”該工作人員稱：“這叫類青霉素，是青霉素的一種。”并表示這種藥比普通青霉素療效好，當然價格也貴一些，“難道就因為我說是公費，就輸這么貴的藥治感冒，這不是大炮打蚊子嗎？”
多位患者的就診經歷顯示，最常見的病諸如感冒、氣管炎、拉肚子等，醫院的治療方法就是輸液，而且主要是輸抗生素類藥物，少則三天，多則六天，其花費從300多元到八九百元不等。
很多患者都心里起疑：“我的病是不是必須輸液才能好？”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主任委員、解放軍總醫院內科教研室主任劉又寧的回答是令很多人震驚的“常識”——感冒可以不治自愈。他指出，治療感冒最好的藥就是“多喝水、多休息”，還要注意“保持室內通風和合適的濕度”。在很多國家，醫生不會給感冒患者開藥，尤其是抗生素。但一些醫療機構不但很少向患者普及“感冒可以不治自愈”這種科學理念，反而在利益的驅使下過度醫療。
能開輸液不開口服 醫生收入一半靠藥
記者了解到，門診輸液主要為抗生素，業內據說流傳著一條不成文的“行規”——住院病人“每人1瓶”，急診病人“先來1瓶再說”。而隨著新藥越來越多，輸液所用抗生素的級別和價格也水漲船高。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李玲一針見血地指出，大部分患者進醫院，其實是不需要輸液的，過度治療的主要原因是醫院的生存和發展主要從藥品的收入里獲得，而醫生收入的50%要從藥品里獲得，所以開大處方、輸液，實際上是以藥養醫的體制造成的。
為什么醫生對輸抗生素如此“厚愛”？記者從一名醫藥代表的口中了解到，行業內有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抗生素是當前醫藥市場的“暴利之最”，通常利潤率為20倍，而醫生從抗生素中拿到的回扣點數也是最多的。
“抗生素的回扣一般都高于30%，個別低于30%的抗生素，如果加上學術交流、旅游、出國考察等因素則遠遠高于30%；有些醫生拿回扣的數目驚人，一些重點科室的重點醫生每月僅拿藥品回扣就超過萬元……當然，上述費用最終都得由患者‘埋單’。”
而且，同一種抗生素藥物，輸液往往比口服藥貴出幾十倍，這意味著更高的回扣數字。一位曾經因腸炎就診的患者告訴記者，當時醫生給他開的是左氟沙星輸液針劑，一天的花費超過100元，3天下來需要近400元，而一盒口服左氟沙星藥片，價格是12元，可以吃3天。這種情況普遍存在，例如常用的抗感染藥物甲硝唑，如果是口服的，一個療程七天的花費只有大約3元錢，但是改用打點滴，一天就要花費大約20元錢。
推抗生素的醫藥代表 都是業內“牛人”
正是這樣一條“利益鏈”的存在，抗生素撐起醫院與某些醫生、銷售人員的腰包，使醫院、醫生和供貨商都患了對抗生素的“依賴癥”。
這名醫藥代表在業內混了五六年，自詡深知其中門道，她告訴記者，由于各醫院抗生素的用量非常大，競爭也最激烈，所以，銷售代表沒有超強本事是做不開的，在醫藥銷售這一行，能做抗生素的人都是“牛人”，是頂級的銷售代表。如果能把一種抗生素推進一家醫院，就意味著這個醫藥代表不愁飯吃了。
另一種頂級銷售代表就是做大輸液的。何謂大輸液？就是給凡是來到醫院的病人都能補液的藥品。這些液體針劑單支的價格很低，但這些藥品用量非常大，可以薄利多銷。
“只有一種藥品是銷售代表、中間商最愿意做的，那就是中國醫院大量使用的抗生素。在這種藥品上，廠家和中間商的利潤百分比是不會變的。變的是醫生回扣這一塊。最少也要給到零售價格的30%，你這個抗生素才有可能經過醫生的筆出現在處方紙上。一般一種抗生素只要能進一家三甲醫院，一個月最少也能賣個3000盒，那么這個銷售代表一個月也能賺3000元。”相比于抗生素，其他藥品的利潤遠遠不及，“現在20元以下的非抗生素類口服藥基本已經沒有醫藥代表在做了，因為根本賺不到糊口的錢。”
據業內人士披露，抗生素大多售價較高，但成本十分低廉，單價數十元甚至上百元的藥品成本往往只有幾元錢。近幾年，國際抗生素原料市場價格也不斷下降，歐洲最近抽樣調查的100種發酵抗生素與合成抗生素中，95種的價格均比1995年下降2/3到4/5。而在我國，抗生素藥品價格卻一直居高不下，“我國抗生素藥品價高主要是其藥品回扣、返利等非成本因素帶來的。”正是老百姓看病花的“冤枉錢”支撐起了抗生素巨大的利潤空間。
小膠囊做成大輸液 6000藥企無序競爭
低廉成本和巨大利潤，這種難以抵擋的誘惑使幾乎所有藥企一擁而上，紛紛投產抗生素。資料顯示，我國目前的6000多家藥企中絕大部分都生產抗生素，而國內企業生產經營的抗生素大多是重復生產的“仿制藥”，如“阿莫西林”，國內的生產企業就幾百家，“先鋒”的生產企業也有200多家。這直接導致藥品流通渠道混亂和競爭無序。這種競爭無疑加劇了愈演愈烈的回扣風，甚至還出現了更惡劣的情況，某些用于大輸液的抗生素造成大量的不良病例，例如“欣弗”事件，輸液導致了死亡率很高的假膜性腸炎。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評價中心專家孫忠實介紹說，現在的情況是藥廠與醫院之間互相影響，互成因果。醫院來一個病人，醫生就給他輸抗生素，藥廠有銷路，管他安全不安全，就上馬生產。
“本來生產一個片劑或一個小膠囊就夠了，現在非要把它做成注射劑，做成注射劑還不夠，還要把它做成靜脈輸液，在這方面，‘欣弗’是最典型的，口服的克林霉素有，肌肉注射的克林霉素有，供靜脈注射的克林霉素也有，還有直接靜脈注射的大輸液。結果出現事故的就是這種大輸液，它的生產條件、使用條件、使用對象，其要求都比前幾種要高很多。如果不是過多追求經濟利益，就不會去把克林霉素做成這種直接靜脈輸液的大輸液。分的品種越多，附加值就越大。”
雖然專家一直在呼吁，盡量不要生產抗菌藥的輸液型制劑，但還是有很多企業在利潤誘惑下繼續生產。據了解，我國現有大輸液生產企業年生產能力100億瓶，而市場需求約為40億瓶，供是需的2.5倍，競爭已呈白熱化。
就這樣，從醫院到醫生，到醫藥代表、藥商和藥廠，一個吊瓶的利益被層層瓜分，吊瓶于是越來越多，最后醫院里隨處可見觸目驚心的“吊瓶森林”，人們也被不斷強化著一個偽科學概念——只有輸抗生素才能治好病。它導致的后果是，目前中國已經成為濫用抗生素最嚴重的國家。J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