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后，國內高端白酒價格漲聲不斷。去年12月16日，茅臺宣布，自2011年1月1日起上調產品出廠價20%左右。曾聲明無漲價計劃的五糧液，也于今年2月1日起，對兩款主力產品各提價100元。
針對漲價行為，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搜狐新聞中心，對5680人的在線調查發現，58.0%的受訪者表示關注高端白酒漲價的新聞，其中23.9%的人表示“非常關注”。
近年來，高端白酒價格一路上揚，而部分企業給出的理由顯得有些“雷人”。《新京報》的報道顯示，五糧液的漲價理由之一是“為滿足消費者身份需求”。此次茅臺的漲價解釋則是“為更好地統籌兼顧國家、消費者、企業、經銷商和投資者等各相關方的利益”。
不論廠家給出的漲價理由多么讓人摸不著頭腦，此次調查發現，84.3%的受訪者表示，漲價首要原因在于“公務部門消費量大，不在乎漲價”。
54.2%的公眾認為漲價的原因還包括“商務宴請消費量大，不在乎漲價”、52.3%的公眾認為“人們越來越好面子，攀比風嚴重”、47.7%的公眾認為“廠商或經銷商操縱價格”。
與此相比，其中，緣自“原料、人力等成本上漲”的漲價理由只有15.3%的人認可，“人們消費水平提升”只獲得10.9%的認可率，“中國酒文化底蘊深厚，市場需求大”也只有10.5%的認可率。這些真正應該成為推動廠家漲價的剛性理由明顯不受公眾認可。
“市場因素只是次要原因，高端白酒之所以一再漲價，主要還是因為它與公款吃喝之間的關系。”湖南大學廉政研究中心教授龍太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公款吃喝形成對高端白酒的“剛性需求”，其最大特點就是對價格不敏感——無論白酒價格如何漲，都不會影響公款吃喝中的購買量。因此，高端白酒企業才會有恃無恐地不斷漲價。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其他品牌都漲價的情況下，某品牌不漲，可能就會因為‘檔次不夠高’等消費者主觀原因，被公款消費者拋棄，從而影響銷售量。于是，為了維持自己的‘高檔次’，本沒打算漲價的企業，也只能選擇漲價。”龍太江說。
調查還顯示，對于高端白酒的實際消費用途，僅4.8%的受訪者表示“自己飲用”。82.4%的人認為主要用途是“公款消費”，或者71.2%的用于“送禮饋贈”、48.3%的用于“商務消費”。
“普通老百姓不是高端白酒的主要消費群體。它們漲多少與普通老百姓的關系很小。”陜西省安康市某國企職員賈女士說，雖然自己收入不低，但不可能購買高端白酒自家消費，“因為實在太貴了，我們只是會偶爾喝親友贈送的酒。”
在調查中，92.9%的公眾認為，高端白酒漲價與公款吃喝之間存在直接聯系，僅1.6%的人對此表示不認可。
“毋庸置疑，高端白酒漲價與公款吃喝之間存在很強的互動關系。”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舒放認為，一方面，公款吃喝普遍存在，刺激了高端白酒企業，讓他們不用擔心銷量下降的風險，不斷漲價；另一方面，高端白酒漲價會促使公款吃喝愈演愈烈。
“如今，喝高端白酒早已不只是‘有錢人’的標志，還象征著‘有權’、‘有地位’。高端白酒漲價很好地迎合了這種需求。我們知道，現在不僅是一些政府官員，就連一些國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出去喝酒，都是非茅臺不喝，可見當前的公款吃喝已嚴重到何種程度。”舒放說。
此次調查中，94.7%的公眾認為，當前社會上的公款吃喝情況嚴重，其中，81.9%的人表示“非常嚴重”，15.5%的人覺得“比較嚴重”。
雖然沒有具體數字確切說明當前公款吃喝的額度，但相關新聞報道屢見不鮮，也能從側面看出問題的嚴重程度。
在各項治理公款吃喝的措施中，77.1%的公眾認為“政府應公開公務招待賬目”，61.9%的公眾認為應“盡快出臺相應法律”、59.9%的公眾認為應“加強對公款吃喝的審計”、57.5%的公眾認為“政府預算及其支出制度亟待完善”等。
2007年年初，河南省信陽市連發3份紅頭文件，禁止公職人員在工作日中午飲酒。新華網報道顯示，僅這項措施，就讓當地政府在2007年上半年節約酒水錢4300萬元。
根據新華社報道顯示，廣東省汕尾市煙草局去年3月的業務招待費高達206萬元，4月份為196.42萬元。2010年全年，該局1萬元以上的大額招待至少有400次以上，平均每天1次多，最高的單次消費竟達8萬多元。
龍太江認為，公款吃喝之所以如此泛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中缺乏外部監督是首要原因。公務招待本有內部監督機制，但監督主體是政府機關。它們本身就是公款吃喝的利害關系人，所以監督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其次，不少公款吃喝賬目不透明，不利于社會監督。在一些國家，公務員在哪兒吃、請誰吃、吃什么等公款消費信息，都能在政府網站上查到，我國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夠。
最后，財政預算太粗，沒有細化。這給相關部門挪用經費，用于公款吃喝提供了便利。
“其實，想要真正解決公款吃喝問題，技術上并不存在很大阻力，關鍵在于決心。另外，許多官員也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普遍認為吃點喝點沒啥關系。”龍太江說。
“抑制公款吃喝的本質，就是限制公權力，讓老百姓監督政府。”舒放認為，治理公款吃喝的關鍵，要落在老百姓的監督上，要建立起老百姓對政府的直接監督制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