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知識產權刑法保護面臨的挑戰及其應對措施
2023-03-27 中國質量萬里行 點擊：次
摘要：知識產權刑法保護作為我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內容，對促進創新發展、構建和諧社會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在司法實踐中依然存在諸多問題，例如，對知識產權犯罪打擊力度不足，有罪不究、重刑化現象嚴重。這些問題的出現都嚴重阻礙了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發展，也不利于構建良好的營商環境。為此，在新時代背景下要采取措施強化知識產權刑法保護，有效解決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新時代下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特點，并對當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面臨的挑戰進行了分析，提出了相應的應對措施。
關鍵詞：新時代；知識產權；刑法保護
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以及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推進，我國市場經濟體系不斷完善、法治建設水平顯著提升，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提出了更高要求。從我國目前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情況來看，由于司法實踐中存在著一些問題和不足，導致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發生數量不斷增加、影響范圍逐漸擴大。從某種程度上說，一旦出現侵害企業或個人合法權益、侵犯知識產權等犯罪行為就會對市場經濟秩序造成不良影響，進而嚴重阻礙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基于此，本文通過對新時代下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特點進行分析，提出了當前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面臨的挑戰。因此，為了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提升經濟社會整體競爭能力就必須要強化知識產權刑法保護。
一、新時代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特點
從立法目的上看，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目的是通過刑法來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保障國家、企業以及消費者等對知識產權的合法權益。基于此，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的構成內容。
從處罰范圍上看，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對于侵犯專利權、商標權以及著作權等行為實施了刑事處罰。相較于其他國家，我國針對知識產權的刑事處罰范圍較廣，這也是由于我國目前正在積極參與到“一帶一路”戰略建設中去，在對外開放和國際合作的過程中，加強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同時為了加強對社會公眾的法律教育以及培養全民知法守法、用法意識。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對侵犯知識產權行為實施了更加嚴厲的刑事處罰。
從主體上看，我國目前已經有了一批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企業和個人在不斷地維護著知識產權權益。作為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國應該積極引導這些具有影響力的企業、個人共同來維護國家知識產權利益和市場秩序。
二、當前知識產權刑事保護存在的問題
1.知識產權刑事法律規定過于簡單，操作性不強
從刑法層面看，我國在有關知識產權刑事法律的規定方面過于簡單，司法解釋不多、內容相對簡單，存在不少缺陷。比如刑法第213條規定了假冒注冊商標罪；第214條規定了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第215條規定了侵犯著作權罪。然而，在實際應用中沒有很好地把握刑罰與犯罪之間的關系，導致處罰上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根據對刑法條文的理解，假冒注冊商標罪中的“偽造”行為并不等同于“復制”行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中的“銷售”行為也并不等同于“復制”行為；侵犯著作權罪中的“復制發行”行為也并不等同于“復制發行”行為。另外，雖然刑法第213條和第214條中對假冒注冊商標罪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分別進行了規定，但這兩個條文分別適用于不同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在實際應用中可能會產生不同效果。
2.犯罪構成不合理
對于知識產權刑事保護而言，其犯罪構成要素包括違法行為、罪過（故意或過失）、客體（著作權、商標權等）以及犯罪結果四個方面。但是當前在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入罪門檻過高現象，難以起到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嚴厲打擊的作用。在入罪標準上，我國刑法對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采用的是客觀化標準即行為必須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才能構成犯罪。但實踐中因涉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被追究刑事責任并不一定都是“情節嚴重”。在具體操作上還存在一定問題：如行為人是否構成“情節嚴重”并無統一標準；部分地區在對是否構成“情節嚴重”還存在不同理解；實踐中由于對于如何認定“情節嚴重”也沒有明確規范等。另外，在對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進行處理時，對于“數量”“違法所得”等方面也沒有具體明確的規定。
3.打擊力度不夠
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為例，目前全國各地法院在審理侵犯知識產權案件時，對于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罪普遍存在只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單處罰金的現象，且在刑罰處罰上主要表現為自由刑偏輕、罰金數額較低、緩刑適用率較高等情況。通過加大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打擊力度可以有效減少案件數量、降低入罪門檻、降低緩刑適用率等；通過加大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打擊力度可以有效減少社會危害性小、情節顯著輕微或者社會危害性不大但達到嚴重程度時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數量；通過加大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打擊力度可以有效減少社會危害性較小但達到嚴重程度時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數量等
4.司法實踐中有罪不究、重刑化現象嚴重
近年來我國通過不斷加大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查處力度，但由于涉及犯罪數額等標準未作具體規定，導致實踐中出現了“有罪不究”“重刑化”現象。由于刑法規定知識產權犯罪數額是影響量刑幅度最關鍵因素之一，實踐中針對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判決多為酌定情節且緩刑適用率高。例如在對侵犯著作權犯罪案件處理時法院認為行為人非法經營數額達10萬元以上、違法所得數額達5萬元以上均應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以下或者拘役；但司法實踐中對于這些情節多以酌定情節處理。
三、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
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立案、證據移送和案件移送。首先，相關部門要對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中證據移送作出明確規定。這是因為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2款規定：“對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傳喚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縣內的指定地點或者到他的住處進行訊問。”而在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中，證據材料大多為言詞證據，因此，司法機關無法對犯罪嫌疑人實施傳喚。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就要細化證據移送的規定，具體而言就是將相關證據材料進行分類明確之后移送到公、檢、法部門。其次，要建立專門的知識產權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在這一機制中應當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要將立案標準進行明確。對于刑事案件而言，立案標準一般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定罪標準；其二是量刑標準。關于這兩個標準問題，《刑法》第140條第2款和第141條第1款有著明確規定；而對于立案標準和量刑標準而言，需要相關部門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裁量基準”。第二，要完善案件移送的相關制度。要想使刑事案件順利移交給公、檢、法部門，就需要在法律上賦予公、法部門一定的偵查權和管轄權。
1.公、檢、法機關各自擁有的偵查權
對于公、檢、法機關各自擁有的偵查權而言，主要包括刑事偵查權和行政偵查權。在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2款中，規定了公、檢、法機關各自擁有的偵查權，這一規定存在著明顯的缺陷，例如：其一查權分別為：刑事偵查權、行政偵查權；其二，檢單位不具有偵查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職責；其三，由于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職責，這就會導致在偵查知識產權犯罪行為過程中出現“互相推諉”的現象。對于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通過以下措施進行解決：其一，公、檢單位要制定統一的偵查流程和規范；其二，要明確公、檢單位各自擁有偵查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職責，例如，對于在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中公安機關不作為以及檢察機關在刑事案件中不作為的現象，可以制定統一的懲罰措施；其三，對公安機關在刑事案件中不作為和檢察機關在刑事案件中不作為現象進行整頓，明確規定公安機關在刑事案件中不作為和檢察機關在刑事案件中不作為的處罰措施。對于上述措施而言，必須具有相應的法律依據才能予以實施。
2.增加管轄權
由于我國《刑法》第140條第2款對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管轄權進行了明確規定，這就導致了有關部門無法將一些侵權案件納入到刑事司法管轄范圍之內。但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12條第2款的規定，“對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假冒專利罪、侵犯著作權罪和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等，可以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因此，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在法律上對管轄權作出規定。有學者認為，對于侵犯知識產權案件來說，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12條第2款的規定只適用于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等重大刑事犯罪案件，而對于侵犯知識產權案件來說并不存在這一問題。實際上，這一觀點并不正確。因為無論是哪一個罪名的犯罪行為，其所涉及的刑法分則條文規定了相應的構成要件。從這個角度來看，侵犯知識產權案件是具有共性的，其犯罪行為的構成要件和犯罪后果也有共性之處。因此，侵犯知識產權罪的刑事案件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不能將其作為個別現象。還有學者認為，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在管轄方面并沒有特別明顯的問題。畢竟知識產權犯罪所涉及的罪名相對較多，且其案件數量也比較多。因此，可以根據不同犯罪罪名將其納入到刑事司法管轄范圍之內。
3.建立案件移送的相關制度
在建立案件移送制度方面，需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行政執法機關移送的案件中有罪認定問題；其二是“兩法”銜接中的程序問題。關于第一個問題，當行政執法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發現知識產權犯罪線索時，要及時向公安機關等相關部門進行通報，然后由相關部門介入調查。對于涉嫌犯罪的案件，行政執法機關應當及時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對此，在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過程中，辦案單位與公安部門應當建立專門的協調溝通機制，并對辦案單位進行監督。同時，為了能夠保證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快速處理，辦案單位與公安部門需要建立信息共享平臺，并將相關信息進行共享。
四、完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定罪量刑標準
1.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進行完善
首先，要完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使其符合當前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實際情況。其次，要完善相應的定罪量刑標準，主要包括以下兩點：（1）將“違法所得”的數額納入定罪量刑標準。由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違法所得”與“侵權產品價值”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因此，可以將“違法所得”納入定罪量刑標準中，使其符合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實際情況。（2）在刑法中增加有關“情節嚴重”與“情節特別嚴重”的規定。只有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進行有效打擊才能避免嚴重侵犯他人利益現象的出現，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侵權行為，使得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工作更好地進行。
2.提高法定刑的適用標準
我國刑法雖然在“數額較大”的入罪標準、“數額巨大”的入罪標準以及“數額特別巨大”的入罪標準上都與國外相類似，但是卻沒有與我國國情相適應。比如，在一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中，行為人被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就屬于量刑過重。而在一些國外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中，最高刑罰也達到了無期徒刑。因此，為了提高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法定刑適用標準，應當提升法定刑在刑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提高法定刑處罰金額標準時要綜合考慮知識產權犯罪行為中涉及的“違法所得”“侵權產品價值”等因素以及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大小等因素。只有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之后才能做到罪責刑相適應，也才能真正地保護我國權利人的利益。而且，在提高法定刑處罰金額標準時不能單純地進行數額大小的比較，要綜合考慮“違法所得”“侵權產品價值”以及其他情節等因素進行比較，這樣才能確保刑法保護力度得到有效提升。
結語：知識產權是科技創新的基礎，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只有不斷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才能促進企業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進而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刑法作為法律體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社會法治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新時代加強知識產權刑法保護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為此，在新時代背景下要加大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力度，要將法律法規貫徹落實到具體案件之中，對侵犯知識產權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嚴厲打擊，加大懲處力度。在此基礎上還要建立完善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制度，提高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專業素質、改善知識產權刑事司法環境。
作者簡介：吳靜（1983.10.16-），女，苗族，博士，研究方向：知識產權，工作單位：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北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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