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豐

　　當前我國誠信缺失的成因和對策

　　從整個社會來分析，失信者為防止欺騙行徑暴露需要支付“偽裝”成本，守信者為使其交易行為與失信者相區別需要支付“甄別”成本，公眾為在魚龍混雜中尋找守信者需要支付“搜尋”成本，而社會管理者為遏制失信行為則必須支付“懲罰”成本。由于這些成本都意味著資源的非生產性配置，因此失信必然導致交易成本上升以及資源配置低效。

　　文/李迎豐

　　目前，就我國而言在社會經濟方面的誠信缺失行為主要有：一是經濟合同失效。近幾年來，在法院審理的所有經濟糾紛案件中，合同糾紛占大多數。二是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現象嚴重。還有人們反映強烈的投、融資欺詐、企業虛假報表、虛假包裝上市、虛假宣傳、股市暗箱操作等等。這些失信行為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導致市場出現“劣幣驅逐良幣”、“壞車擠垮好車”的逆淘汰現象，損害了廣大民眾的利益，動搖了他們積極參與經濟活動的信心，影響了他們的消費欲望、消費預期和投資熱情，也阻礙干擾了各類市場（包括生產要素市場）的健康生成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失信導致交易成本上升及資源配置低效為什么會出現失信的情況？原因有很多，但是最根本的一條我認為這是由亞當·斯密所說的作為“理性的經濟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本能決定的。一般來說，一個人是否誠實守信取決于守信的凈收益與不守信的凈收益二者之間的比較。即使是利益也有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之區別，如果行為主體考慮的是短期利益，即從博弈理論來講只注重一次性博弈，一錘子買賣，那么其理性選擇極有可能是失信——用欺騙賺取別人的信任所帶來的收益，而不需要付出相應的成本，典型的例子就是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品，或者是路邊、車站、機場餐飲店的一次性暴利。而如果要追求長期利益，即需注重多次重復博弈，也即注重回頭客，就會選擇講誠信。

　　當一個社會具有良好的信用制度時，信用市場的供求會自動實現均衡——起初信用作為一種資源處于稀缺狀態，即信用的供給遠遠小于相應的需求時，市場就會均衡在一個很高的價格上，因而會給信用的供給者帶來超額的利潤，信用的需求者要付出相對高昂的代價。在利益的誘導下，信用的供給會逐漸增加，直到超額利潤消失，整個市場達到均衡狀態，資源達到充分利用，整個社會實現最優效率。而當一個社會信用制度存在問題時，市場的供求就無法自動實現均衡——與上述情況一樣，起初信用作為一種資源處于稀缺狀態，但所不同的是不會給信用的供給者帶來超額的利潤，而信用的需求者卻仍要付出相對高昂的代價：從整個社會來分析，失信者為防止欺騙行徑暴露需要支付“偽裝”成本，守信者為使其交易行為與失信者相區別需要支付“甄別”成本，公眾為在魚龍混雜中尋找守信者需要支付“搜尋”成本，而社會管理者為遏制失信行為則必須支付“懲罰”成本。由于這些成本都意味著資源的非生產性配置，因此失信必然導致交易成本上升以及資源配置低效。

　　國際社會學經濟學界有一基本觀點：一般國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3000美元之間是相對不穩定時期，這個時期往往是產業結構快速轉型，社會利益格局調整變化，政治、經濟體制不斷更新交替的時期，機遇風險并存。而我國從“九五”期間的人均GDP過800美元到2008年首超3000美元，可以說近十幾年來我國人均GDP基本處于這一范圍或在其上下之間。也就是說，假冒偽劣、消費及投融資欺詐等失信行為盡管不合理，不合法，更不合道德，但卻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是在各種新舊體制、制度、法規、道德觀念、理想信念相互轉換時期以及一定階段的經濟發展模式、資源配置方式轉換時期的產物。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即使現在市場秩序及機制很完善的國家，也都經歷過這一階段。

　　如何治理誠信缺失、假冒偽劣行為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也確實存在著這樣一種現象：“講信用的人吃虧，不講信用的人占便宜”。如何才能不讓講信用的人吃虧？這要從兩方面來解決。

　　一是加大信用的收益，降低信用的培育和維護成本。這需要政府、銀行、中介組織、企業和個人共同努力。如各級政府及中介組織建立信用監控、評價及發布與獎懲制度(比如質檢總局與多部門聯合建立的對企業的質量信用制度，對信用記錄良好的生產者，可以在質量監督、產品檢驗、品牌培育和宣傳、出口報關審查、工商年檢、商標保護、資金籌措、上市審查等方面建立“綠色通道”；銀行對信用良好者可采取優惠貸款，透支額度及期限放寬等獎勵措施)。通過這些政策措施，給講信用、重信譽的人和單位帶來收益。

　　與此同時，要注重降低信用的培育和維護成本。如果信用的培育和維護成本太大，期限過長，經濟人守信的動力就會不足。

　　如可以利用媒體影響，加大信用的傳播速度，使得信譽的培育期縮短。另外，政府部門要用制度來防止自身政策的不確定性和市場競爭主體的短期行為。不確定性會加劇人們經濟活動的短期行為和投機行為，增加信用風險和信用成本。政策變更往往容易導致經濟行為的中斷，造成投資者的損失，使人們沒有穩定的預期。

　　二是要提高失信成本，遏制失信的收益。行為主體的失信成本主要是經濟成本和法律（處罰）成本。

　　因此，應從這兩方面來提高失信者的失信成本。如吊銷營業執照，依法從重處罰；建立信用檔案，加大經營信息及信用信息傳遞披露力度，阻塞因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失信收益渠道；制定各項嚴格的市場準入及退出制度機制（如產品檢驗及監督抽查、工商年檢、貸款信用、上市評估等），用良法和好的制度來制約；用輿論監督與群眾監督相結合的方式制約；同時幫助消費者提高甄別能力，減少失信者的收益。

　　打擊假冒偽劣、懲處誠信缺失者須用“重典”

　　由于制售假冒偽劣是典型的經濟行為，所以打假的主要方式和目的就是使其“不經濟”。用“重典”打假就是加大其處罰成本（包括罰款、罰沒物資、關閉生產及經營場所，判刑坐牢等）。制售假冒偽劣主要有三大成本：直接成本（原材料、人力、設備）、機會成本及處罰成本。而處罰成本是造假者三大造假成本中變數最大，同時又使造假者最有所顧忌害怕的因素。是否用“重典”打假是直接影響造假者的造假成本進而影響其造假心態、動機和欲望的。

　　我國2000年9月實施的修訂版《產品質量法》加大了對產品質量違法行為的法律制裁力度，增加了處罰措施，與此同時，《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民法通則》、《合同法》、《食品安全法》的出臺，《刑法》的修訂等都對造假失信行為亮出了利劍。特別是相關監管部門聯合對造假者重拳出擊，查處了一批批制假售假大案，判罰了一批批制假售假的犯罪分子，表明了我國政府對假冒偽劣重拳出擊的決心，深受廣大企業及消費者的好評。但是，“斗爭正未有窮期”。

　　由于假冒偽劣這一頑疾不可能在短期內消亡，甚至可能在某些領域某一階段會更為猖獗，更具新特點，更有“抗藥”性。因此，要把打假治劣作為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來抓，繼續加大立法、執法力度，時刻用法律“重典”對造假者保持高壓。

　　用“重典”打假不僅僅是指運用法律直接打擊制假售假者，很重要的一點還要打它背后的“保護傘”——地方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成了滋生假冒偽劣的溫床，成了假冒偽劣打不死打不絕的主要原因�？v觀所有的造假案例，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著地方保護主義。如前些年一次專項打假行動中，國家質檢部門在公安機構的配合下，一舉端掉了南方某省一區域性制造劣質螺紋鋼生產基地(十幾家企業)。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鎮政府發布的文件：為保證工程質量、施工安全，禁止本鎮任何建筑工程采用本地生產的鋼材。另有一例，南方某省一小鎮上，散布著許多生產假冒上海某品牌糖果的小作坊。當國家及省相關執法監管部門組織打假隊伍來到該市，正和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人及相關部門負責人緊急商討打假事宜時，一個最多只有十幾個人參加的戰前部署會，還只開了一半，那邊鎮上的喇叭就響了：“請大家注意，打假的隊伍就要來了。”此次打假效果可想而知。

　　這些“保護傘”最大的動因無疑就是權錢交易的腐敗，“設租”、“尋租”現象明顯。

　　另外也有一些官員忌諱“本地造假現象”的披露，怕影響自己政績仕途，因此對假冒偽劣現象采取捂、堵、搪塞，阻撓打假的正常開展。針對這些官員的利益考慮，我們要建立打假區域責任制，重大假冒偽劣事件領導問責制，樹立綠色GDP觀念，同時加大反腐的力度，嚴查權力“尋租”，打掉造假者的保護傘。

　　用“重典”打假還有一層意義就是要強化全民維權意識，鼓勵、引導消費者運用公民權力主動依法維權。法律的生命力在于運用。法律不單單是政府執法機構的執法武器，更是廣大民眾、廣大消費者的維權武器。

　　要“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這樣，造假者就會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達爾文在他的《人類的起源》一書中提出：在自然界，最適于生存的不是那些在體力上最強的生物，也不是那些最狡猾的生物，而是那些無論強者弱者都能聯合起來互相援助的生物。我認為那些主動“站出來”依法維權，對失信者說“不”的人不是小題大做，更不是什么“刁民”，而是懂得自尊與權利的公民。

　　這些人的行為實際上是在我國法制建設進程中，對誠信嚴重缺失者、對消費侵權者行為的反擊，是中國消費者在走向成熟的過程中自覺運用法律武器向“違法者”討要說法的針鋒相對的較量，正是他們點擊并激活了法律。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從法律上對消費者進行保護并對經營者的失信欺詐行為予以加倍懲罰，就是為了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和正常的交易秩序，是法律賦予消費者在索賠時的一種權利。法律就是通過這樣一種價值衡量和利益調節機制，讓社會力量發生作用，讓政府的公權力與消費者的公民權力結合起來，共同營造良好的誠信與和諧的消費環境。

　　國外治理不誠信行為經驗

　　我讀過一本由美國人理查德·扎克斯寫的書《西歐文明的另類歷史》。書中介紹，據美國《哈潑月刊》1864年載：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政府本要的是糖，拿到的卻經常是沙子；本要的是咖啡，結果卻是黑麥；要的是皮具，結果卻是些比牛皮紙好不到哪里去的東西；要的是健壯的馬和騾，得到的卻是患飛節內腫的牲口和快要死的驢子。”約有35萬聯邦士兵戰死疆場，估計有一半死于疾病，其中一些人穿的鞋子沒有鞋底，蓋的被子薄得透明，他們睡在一碰就倒的帳篷內，使用的槍支在自己手里炸開——這經常是因為美國最大的資本家們的貪婪所致。

　　J·P·摩根出錢進行了一樁軍火買賣，美國軍隊按此買回5000支危險的、過了時的卡賓槍（測試時把手指炸飛）。因為對槍支的需求特別大，因此，在這個產品范圍內，出現了最為嚴重的價格欺詐和傾銷行為以及劣質品。

　　正如理查德·考夫曼在《國難財》一書中寫的那樣：“19世紀美國最重要的一些資本家都在戰爭期間發了大財”。

　　由此可見，全球性的假冒偽劣等誠信缺失行為在任何國度、在相當長時期都存在，而且它與一個國家經濟一定發展階段緊密相關。

　　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搞得較早，進入工業社會更早，時間更長，對于出現的不誠信、假冒偽劣現象所采取的打擊與治理的經驗積累得更多，肯定有不少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第一個可借鑒之處是完善法律體系，加大對假冒偽劣等失信行為的法律懲戒的力度。法律是信用的保障。只有用“重典”打假，才能對制假售假者產生震懾力，也才能很好地發揮法律本身所具有的兩個基本職能——即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引導人們行為的調整性職能和對被侵害者進行維權的保護性職能。

　　在這方面，不少發達國家對失信違法者的處罰都是很重的。

　　如法國對制假售假者的罰款額度高達100萬法郎，監禁2年，重犯加倍，對所有為造假者提供方便的機構關閉5年；美國對這方面的違法者罰款可達200萬美元或監禁10年，或兩種處罰同時進行，對有前科的則罰最高額500萬美元，監禁20年；一些發展中國家及我國周邊國家如埃及、韓國、新加坡、印度等在打假等方面立法都較嚴。

　　雖然我國也加大了立法力度，但與產品質量安全事故時有發生的客觀事實以及人民群眾日益提高的對質量的要求相比，與一些有成功的治理假冒偽劣經驗的國家相比，我們在法律上的懲罰力度仍很不夠。

　　如我國新的《產品質量法》對制售假冒偽劣者處沒收違法生產、銷售產品，并處貨值金額3倍以下罰款，相比而言明顯較輕；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在立法的指導思想上重于對受假冒偽劣之害的消費者的補償，而不重于對違法者的懲戒；我國《刑法》對假冒偽劣違法者量刑規定顯輕，用《刑法》量刑的比例太低。

　　公安部治安局一位負責人曾以辦案感受直言：2009年底和2010年初，我們查獲的涉嫌生產銷售數十噸三聚氰胺問題奶粉的主犯，最后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而且緩刑三年。2010年，在偵破天津某乳制品有限公司生產制售有毒有害食品中，辦案人員去抓獲其高管之時，該高管當著辦案人的面對其家屬講，別怕，最多判三年。

　　這位負責人感慨：這樣的打擊力度不足以震懾犯罪，也不足以制止這種犯罪行為的繼續發生。他建議要從立法上加大懲處力度。

　　第二個可借鑒之處是構建信用體系，建立信用制度，培育信用市場。世界上不少發達國家大都注重建立完善信用制度，在信用風險治理、信用監管、信用信息披露機制、信用缺失懲戒機制建立等方面相互銜接。比如由政府負責法律、標準的制定及執行的監管，由銀行或其他公正獨立的中介資信行業負責信用卡的管理、信用評估、信用監控、建立信用檔案，加上媒體與中介機構的信用信息傳遞披露等。這里要特別強調建立信用檔案、實現信用信息共享的重要性。

　　目前在我國，已建立了一套不亞于世界發達國家甚至在應用上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組織機構代碼數據庫”，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了以快、準、全為優勢的全國聯網的信息共享平臺，已在稅務、銀行、公檢法、工信、環保、住建、商務、交通、海關、工商、質檢、統計及社保等30多個部門廣泛應用。實踐證明，這一信息共享平臺在更多部門更廣領域的使用將有利于建立起全國有效的信用評估、監控、管理體系。

　　第三個可借鑒之處是提高全民的誠信道德意識。道德是信用的支撐。制度經濟學家把制度分為非正式制度安排和正式的制度安排。正式的制度安排包括法律、規章、制度、標準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包括習慣、觀念、文化、道德準則等。

　　我贊同厲以寧先生的觀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除了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之外，還需第三種調節——即道德調節。不少發達國家的人們把“不誠信”視為一個人最不可原諒的品質問題，“講誠信”已成為大多數人們衡量人或事的道德尺度。我國傳統文化中也把誠信作為人們處世的五條原則——即“五常”之一（仁、義、禮、智、信），引導人們講信修睦。

　　誠信的培育不僅需要法律制度，也需要其滋生的社會文化土壤，我們要法德并舉，促進以誠信為主的道德意識的提高。

　　讓全民把誠實守信作為自覺行為，讓“誠信為榮，失信為恥”成為職業運行、人際交往、消費經營的行為準則，成為判斷一個人行為優劣、道德好壞的價值標準，成為整個社會全民的人文心理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