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5日，27歲的程剛(化名)被北京海淀上莊鎮派出所民警強制送到精神病院，住院58天接受治療。警方理由是，程經常與鄰居發生矛盾，在家屬不配合工作的情況下，民警將其送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偏執型”。
出院后，程剛以“非法執行精神病強制治療行為”起訴海淀公安分局。程剛稱，上莊鎮派出所民警偽造家屬詢問筆錄及簽字，誤導醫生做出診斷。對此，海淀分局相關人員表示，民警是按法定程序處理的。目前，海淀法院正在審理此案。
白水洼村村委會圖書室，是程剛被民警帶走的地方。他說當時自己已辭去醫生工作，準備考研。
2007年10月22日9時許，上莊鎮派出所三四名民警來到圖書室，問了“抹屎”的事情。
“抹屎”是程剛頭天晚上干的，他在自家外墻上抹了大片的糞便。“我是故意的，但也是被逼的。”程剛說，鄰居家的車響、狗叫、大聲說話，影響他在家看書。多次與鄰居理論、找村委會協調、報警，都沒有效果，他只得出此下策。
程說，當天他被民警從圖書室帶走，說到派出所做筆錄，但卻被送往回龍觀醫院。
上莊鎮派出所負責人表示，程的行為經常對鄰居造成影響，還砸壞過人家東西，村里很多人說他精神有問題，民警是按照法定程序送診。
但醫院當天并未確診。
被“確診”精神分裂癥
3天后，程剛再次被民警從村委會圖書室帶走。
“直接去了回龍觀醫院。”程剛說，民警和醫生說了半小時才讓他進診室，三名醫生問了他“跟什么人交往”、“將來要干嘛”等問題，沒做其他檢查。
沒拿到診斷結果，程剛就被民警送回村委會。他剛到家，又被派出所民警帶走。
“這回是有鐵欄桿的警車。”程剛說，三四個民警強行將他拽上警車，車迅速駛離。
對此，上莊鎮派出所出具了《精神疾病患者強制治療審批表》，寫著“回龍觀醫院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偏執型”，“擬將程剛強制治療，請分局審批。”
回龍觀醫院出示的程剛會診記錄病史一欄，寫著“2002年大學期間，曾被老師送到當地醫院就診”、“2004年，由家屬送醫，曾在261醫院住院3天，診斷治療不詳，出院后不吃藥”等。會診記錄顯示，當天民警伴診，三位專家會診診斷程剛為精神分裂癥偏執型，建議住院治療。
回龍觀醫院參加會診的一名醫生表示，這些病史都是送診民警提供的，醫生只是如實記錄。“病史都是假的。”程剛說。
今年10月23日，261醫院病案室人員查證，2004年該院并未接收過程剛就診。而程剛的病歷顯示，其在大學期間確曾就診，但時間為2000年，診斷結果為“人格障礙，檢查無異常，予以心理治療”。
被警車送入精神病院
警車帶著程剛來到北京市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也稱青龍橋醫院)。
程剛稱，他極力要求回家，跟民警吵了起來。一件被撕破、粘有血跡的牛仔褂子仍被他存著。他說，當時穿著的這件褂子被人從后面翻上來，蓋住腦袋，被幾個人揍了一頓。
程剛回憶，隨后，他被綁在病床上，直到第二天才被松開。住院3天后，有醫生跟他問了一些情況，從此開始了“精神病人”的日子。每天吃3遍藥，頭痛、視力模糊，手腳在藥物的作用下抖得厲害。有一次，因藥物反應很大，程剛摔倒在地上。他向醫生提出開一些緩解藥物。“直接說藥名，一看就是學醫的。”該院一名醫生說，程在患者中顯得挺精神。
程剛父母說，兒子有時脾氣大，愛激動，曾送醫院檢查，但醫生說不是精神分裂癥。對于與鄰居家糾紛，父母說的確有些吵，“是孩子氣急了才那么做的”。被強制住院后，一位醫生曾往家里打電話，建議他們把孩子帶回家。他們找到派出所，“人家根本不讓帶。”
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醫務科人員證實，經警方強制送來的患者，家屬要接出院，必須經警方的同意。
一個月后，母親被允許探視。住院58天后，12月21日，上莊派出所民警接程出院，并把他送回家。
被家訪后決定起訴警方
半年后，上莊鎮衛生院一名精神科醫生來到程家，說是來看看他是不是需要住院治療。這讓程剛感到，“這件事不能再忍下去了。”
這名家訪醫生證實，程的信息在醫療系統和公安系統都在冊，他來了解一下情況，但程對他的到來有些“情緒高漲”。
“我沒法不高漲。”程剛說，自己被當成精神病，街坊都用異樣的眼神看他，他擔心考研、找工作、結婚都會受影響。
2008年6月，程剛起訴，要求判定海淀分局“執行精神病強制治療行為非法”。
經北京安定醫院精神診斷，程剛為“偏執狀態”。法院認可這一結果，受理了程剛的起訴。
法院開庭交換證據時，上莊派出所出具了詢問筆錄，其中幾份顯示是2007年4月、9月和10月，上莊派出所民警給程學(程的父親)做的。“我根本沒做過筆錄，更沒簽過字。”程的父母表示，派出所偽造了詢問筆錄。隨后，程剛向法院申請鑒定簽名筆跡。鑒定結果為，不能確認是否為本人所寫。
送診是否已通知家屬？
程剛父母稱，《北京市精神衛生條例》寫明，精神疾病患者有危害或者嚴重威脅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行為，公安機關可以將其送至精神衛生醫療機構，但住院、出院需要家屬辦理手續。可是，兒子從檢查、確診、住院到出院，民警從未提前通知他們，相關手續都是民警一手辦理的。
程剛也表示自己并沒有危害公共安全，根本就不應被強制送醫。“往自家墻上抹屎，能算是危害社會？”程剛說，如果鄰里矛盾都能送到精神病院檢查，那每個人都有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危險。
對此，上莊鎮派出所民警對家屬稱，程剛的行為已經影響到鄰居，鄰居經常報警，但家屬管不了，也不愿送醫治療，民警按照相關規定將其強制送診。
上莊鎮派出所一份說明則表示，在送程剛到青龍橋醫院強制治療前，已在其家中當面告知其父母。
此前警方的詢問筆錄也顯示，曾跟程的父母說過強制治療的事情，對方還簽了字。
醫院鑒定是否合程序？
程剛稱，在回龍觀醫院，醫生僅問過他幾個簡單的問題，未做任何檢查，便確診他患病。而且，醫院單聽警方一面之辭，并未向其核實，便在病歷上記載其“既往病史”。此外，家人曾多次要求出院，但均被告知必須經警方同意。
北京回龍觀醫院曾經接診程剛的一位醫生承認，送治人陳述病史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對于診斷肯定有影響，但其表示民警強制送診的患者，一般都是家屬不認為有病的，且當時無家屬在場，所以只能聽民警敘述病史，“出問題，病史提供方負責。”
青龍橋醫院人員稱，民警送來的患者通常都是家屬不同意住院的，醫院見到《強制治療審批表》和《診斷證明》就可以收治，住院費由警方支付。
如果家屬想接出院，需要警方同意才行。
“詢問筆錄”是否作假？
程剛父親程學表示，自己從未在警方做過詢問筆錄，警方提供的筆錄上簽名不是本人所寫，法院委托的鑒定結果足以說明筆錄是偽造的。目前，警方反復要求重新鑒定，是在有意拖延審判。
今年3月17日，北京民生物證司法鑒定所對簽字鑒定結果為：《詢問筆錄》中簽名不是程學本人所簽。7月，法院又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鑒定中心鑒定，結果為，詢問筆錄中3個簽名為一人所寫，但不能確認是否為本人所寫。
對此，上莊鎮派出所民警向家屬否認作假，稱跟程家沒有直接利害關系，不會冒脫警服、甚至判刑的風險，偽造詢問筆錄。而且在給程學做筆錄時，還有其他人在場，他們也可以提供證明。近日，海淀法院再次將原、被告叫來，雙方確定第三次鑒定機關。
精神病人確診觀察期難實施
誰有權送診精神病人，診斷的法定標準和程序，強制治療的規范，這些問題及產生的糾紛，目前在醫院、患者、警方和學界間存在很大爭議。
北京市多名精神科醫生表示，對精神病診斷尚無明確的程序和標準，很少能用儀器檢測，只能依靠醫生用理論知識，與患者交流、觀察來確診。
公認的觀察期，在實際操作中很難實施。醫生稱，強制送診的觀察期會導致一些問題出現，如果患者病情屬實，觀察期可能延誤最佳治療時機，如果患者是正常人，觀察期就成了“非法拘禁”。
對于強制治療，中國法醫學會司法鑒定中心專家袁尚賢表示，人格障礙、情緒障礙等屬于精神疾病范疇，但這種患者不能按照精神病人對待。這種人在沒有違法的情況，警方不宜強制送治和住院。如果要強制治療的，必須有家屬陪同，“否則問題會很多。”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副研究員劉白駒則認為，如果精神病人自己不感到痛苦，所患精神病沒有損害其身體健康或者不會導致其死亡，也無可能傷害自己或者他人，可以不治療、不住院，外人不宜干涉。宗和
是否該進精神病院誰說了算？
北京市海淀區上莊鎮白水洼村村民程剛，兩年前被鎮派出所民警強行送到精神病醫院，住院治療58天。警方的理由是，程經常與鄰居發生矛盾，在家屬不配合工作的情況下，民警才將其送醫。出院后，程剛以“非法執行精神病強制治療行為”為由起訴到法院。
從法律層面看，此案的關鍵問題是：警察在懷疑某人有精神病時是否有權強制送其到精神病醫院？如果有，其行使是否有嚴格的法律限制？
《刑法》第18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的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但該規定應該只適用于嚴重危害刑法法益、經法定程序鑒定為完全無辨控能力的精神病患者。本案中程某并無危害刑法法益的行為，更不是已被鑒定為精神病病人，顯然并不適用。
那么，雖不成立犯罪，屢屢制造治安案件的精神病人，公安機關是否也可以強制送其到精神病醫院呢？不能。因為《治安管理處罰法》第13條明確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違反治安管理的，不予處罰，但是應當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看管和治療。”這里并未授權政府可以強制醫療。
應該說，政府職能部門將疑似精神病人強制送診的國家立法，目前還沒有出臺。但有一些地方立法涉及，例如北京市在2006年出臺了《精神衛生條例》。海淀公安分局相關人員就該案表示，民警是按法定程序處理的，其法定之依據應該是指這個條例。
該條例第31條規定，精神疾病患者有危害或者嚴重威脅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行為的，公安機關可以將其送至精神衛生醫療機構，并及時通知其監護人或者近親屬。而本案中警方送診的理由卻是“程某經常和鄰居發生矛盾”，程某的行為是否達到了嚴重威脅公共安全或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程度，很是疑問。另外，也沒有見到具體的程序規定。
不容否認，有些狂躁的精神病人對社會的危害顯而易見，賦予政府有關部門在必要時實施這種行政強制應是必要的，但必須在程序上有嚴格的法律限制，畢竟關涉憲法所保障的人身自由權。因此，希望列入今年立法計劃的《精神衛生法》盡快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