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發展造就了許多新的職業，以打假索賠為生的人，被人們習慣地稱為“職業打假人”。因為是行走在道德和法律的邊緣，游走在灰色地帶的所謂“職業打假人”，身處高危職業，稍有不慎，就會落入萬丈深淵。我們的社會需要這些人嗎？“打假”與“假打”的界限在哪里？職業打假人未來的出路在哪里呢？
 

漫畫：劉江

　　打假還是“敲詐”：受審的不僅是劉江

　　2011年12月，有“成都打假第一人”之稱的職業打假人劉江涉嫌敲詐勒索案沸沸揚揚。

　　先是12月1日，重慶萬州區法院開庭審理劉江涉嫌敲詐勒索一案——劉江（本名黃勇）被控，以舉報電視臺播發虛假醫藥類等廣告為由，敲詐勒索全國300余家電視臺，金額共計242萬元。

　　這一新聞迅速登上各大網站的顯要位置。而因為具有標本意義，既吸引全國各地大批職業打假人前往旁聽，也帶來了輿論的高關注度。

　　半月后的12月15日，有14年打假史的劉江以敲詐勒索的罪名，被重慶市萬州區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7年。法院認定，劉江以打假之名行非法斂財之實，其行為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據成都商報報道，“宣判后一度情緒頗為失控”的劉江已正式委托律師，將擇日向重慶市第二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劉江“敲詐案”引起了社會廣泛的討論，并掀起了一場關于“打假”與“假打”的口水戰。有觀點認為“打假”不能淪為“假打”；也有觀點認為，“假打”也是一種“打假”。

　　成都商報報道中提到的一個細節耐人尋味：劉江“敲詐案”宣判當日，記者在不同時段搜索萬州電視臺的6個頻道，均未發現醫療類廣告播出。

　　不得不說，劉江“敲詐案”再次昭示，職業打假人是一個高危的職業，既有人身安全方面的危險，又有逾越法律雷池的風險，行走在道德和法律邊緣的他們，稍有不慎，就會落入萬丈深淵。

　　“打假”與“假打”的界限在哪里，如何界定？這是劉江“敲詐案”拋出的一個沉甸甸的問題。

　　知名律師劉昌松撰文表示，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他人實施威脅，索取數額較大公私財物的行為。劉江行為是否成立敲詐勒索罪，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他是否使用了威脅的手段，二是他取得錢財是否有法律依據。任何一個要件不成立，該罪名都不能成立。

　　第一個因素，他認為司法機關的認定沒問題。雖然劉江的辯護人辯稱，劉江索要賠償款都是“各電視臺在受到相關處罰后才與被告聯系”的，但這些電視臺對本地有關部門“雨過地皮濕”的那種象征性處罰是不太在意的，劉江聲稱若不給賠償款將向上級有關部門直到向中央投訴，這才真正對他們有威懾力，符合“威脅”的含義。

　　第二個因素，他對司法機關的認定不太認同。他表示，按消保法，消費者買假有權獲雙倍賠償。這正是職業打假人王海們能夠靠打假為生的法律依據。

　　打假索賠時，一般將保全證據、購買有關商品及往來各地差旅費的索賠款，算成打假成本，只有另外的相當商品價款一倍的賠償款才是打假利潤。劉昌松認為，劉江派人到各地，收集虛假廣告視頻，刻制光盤，購買有關商品，向有關電視臺主張……其開銷也不是小數目，若電視臺認為虛假廣告對劉江構成心理傷害，再愿補償點精神損失費，也未嘗不可。“如此考慮，向300多家電視臺索要了242萬元的賠償，不算什么大數目。而且，這242萬元到底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實在難以認定。”

　　劉昌松還把劉江“敲詐案”與此前轟動一時的北京“黃靜案”相提并論。

　　黃靜買到華碩的問題筆記本，抓住華碩將測試板當正式主板安裝到產品中的硬傷，索賠數千萬元，結果被指涉嫌敲詐勒索罪，但最后實際上以“維權過度”的性質處理，黃靜被無罪釋放。“劉江雖針對的是電視臺，但制假銷售的經營者和發布虛假廣告的電視臺，實際上對消費者成立共同侵權，消費者可依法向他們任何一家索賠，也可要求他們兩家連帶賠償。”他認為，劉江“敲詐案”至多是個維權過度問題，絕不可動輒就訴諸刑事追究。

　　但劉昌松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劉江和黃靜在身份上有巨大的差別——一個是有14年打假史的“職業打假人”，一個是打假維權的“普通消費者”；劉江維護的是所謂“廣義”的消費者權益，而黃靜維護的是個體的消費者權益。這里面的邏輯是：黃靜這種個體的消費者當然有維權的權利，而劉江更多的是代表廣大消費者維權，至少打著這樣的旗號，誰授予了劉江代表廣大消費者的權利？

　　這正是劉江敲詐案折射出的另一個關乎社會性和法律性的深刻命題：職業打假人身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實際上，職業打假人的生存空間既是造假商家給予的，也是官方監管部門的監督缺失造就的。但何曾見過造假的商家和監管部門失職因涉案“242萬”，受過類似“有期徒刑7年”這樣的重罰？

　　劉昌松就擔心，“不把重拳砸在制假售假者以及虛假廣告的制作發布者上，而是砸在打假人身上，恐怕如此辦案的社會效果也不會好。”

　　需要注意的是，自1994年施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催生“職業打假人”這個職業群體以來，中國的職業打假人們基本沿襲了王海“個人英雄式”的“打假模式”，鮮有改變。而十幾年間，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在建設“法治社會”和“和諧社會”的輿論環境下，對職業打假人這一群體越來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規范的手段來制止市場的不規范。

　　這對于非官方的職業打假人來說，無疑是難度頗大的技術活兒。

　　問題是，十幾年間，市場監管的短板依然存在，假貨充斥于中國市場的局面也并沒有根本改變。市場規律決定了，還會不斷地有新的“劉江”出現。

　　值得我們反思的是，劉江受審了，但受審的僅僅是劉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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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敬德之死：當合法打假遭遇生存困境

有“藥品打假第一人”之稱的高敬德

　　有“中國藥品打假第一人”之稱的職業打假人——高敬德，死了。

　　從懷疑“被死亡”，到官方公布高敬德是因“艾滋病”致死，媒體在追問中依然對此事存疑。

　　盡管高敬德的所謂“艾滋病患者”吸引眼球，但高敬德身上最核心的標簽依然是：職業打假人。從2003年開始職業打假直到死亡，長達八年的打假生涯里，在媒體的描述中，高敬德一直生活得比較窘迫。某種意義上，與其說高敬德患艾滋病死亡，不如說是潦倒而死。

　　據南都周刊報道，十多年來不懈與醫療腐敗現象做斗爭的2007年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年度人物、退休醫生陳曉蘭，在與高敬德打過幾次交道后就開始自覺地與其疏遠。陳曉蘭說，高敬德“什么事情都要聯系到錢，這讓我覺得有點不習慣”。

　　有固定收入的陳曉蘭也許不需要擔心錢的問題，但靠打假為生的高敬德顯然無法這么瀟灑。

　　在南都周刊的報道中，“合法打假”的高敬德應該是窮困潦倒的，從事藥品打假的他主要打假“模式”是——幫助有關藥監部門查處假冒偽劣藥品和醫療器械，然后從藥監部門獲得獎金。

　　但悲劇的是，四處樹敵的高敬德，其高調的打假方式“并不被藥監部門喜歡”。一個例子是——在杭州市藥監部門內部，一些人對高敬德的評價是“難纏”二字。

　　也就是說，對于高敬德而言，藥監部門的獎金并不是那么好拿的。

　　“數年的職業打假并沒有改善高敬德的生活。在走上職業打假路后，除了每月低保所得的數百元收入外，高敬德幾乎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而來自打假舉報所獲得的藥監部門的獎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他的額外收入。”南都周刊披露。

　　這不由使人嘆息，難怪高敬德和謀面僅有幾次的陳曉蘭會談“錢的問題”，他生存得太艱難了。

　　事實上，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不越雷池一步地靠職業打假度日，“生存艱難”的并不僅僅是高敬德，而是普遍的尷尬。

　　2011年1月的南方都市報也報道過一個典型的例子。羅明是在廣東打工的四川青年，“為了引起他們對食品藥品安全的重視”，辭職走上了食品藥品領域的職業打假之路。盡管“食品藥品類產品投訴，可獲10倍賠償”，但他發現，貌似光鮮的打假其實很難賺錢。半年下來，靠“買假索賠”的他只賺了3000多元錢——比打工時的收入低多了。讓他最不爽的是，商家經常反訴他“敲詐勒索”。

　　盡管在受訪時，羅明聲稱還會“繼續打假”，但不為錢打假的他還能堅持多久？

　　長時間以來，人們一直推崇“公益打假”，而“為錢打假”飽受詬病。

　　近年來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純公益性質的職業打假人”陳書偉。2006年月，知名職業打假人陳書偉花1個月時間，撰寫了一本13萬字的揭露通信運營商欺詐消費者的書，并在網上發表，其后迅速傳播，驚動了信息產業部甚至國務院，直接促使了通信運營商改正有關條款17項，專門作出了8項服務承諾，間接促使了手機“單向收費”的產生。一位法院的法官贊嘆：“像這樣的職業打假人大家無疑是歡迎的，他們做了我們普通消費者沒有精力和勇氣完成的工作，而我們卻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實惠。”

　　但“純公益性質的職業打假人”無疑為打假者設置了很高的門檻，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會難以踏入職業打假的陣營，除了讓不良商家的造假成本更低外，有何益處？

　　而有些職業打假人之所以“越界”，以打假作為勒索錢財的手段，動輒索要天價的“封口費”，又有多少是緣于生活所迫而引發越界的呢？

　　必須注意到，在“為錢打假”與“公益打假”的討論中，從耳目一新到司空見慣，從交口稱贊到褒貶不一，從被視為官方監管“有益的補充”到“添亂、搶飯碗”，十幾年間，對“個人英雄”式的打假乃至職業打假人這個群體，社會評價已悄然發生變化。

　　這對職業打假人群體來說，不啻是一個無聲的打擊。這是不是意味著，職業打假人的“黃金時代”正在遠去？

　　在人們的印象中，職業打假人一直是強勢的存在，但實際上和企業相比，其不過是消費者這個弱勢群體里的相對“強勢者”。他們也不過是些凡人，只是比普通人更有勇氣一些而已。

　　看清這一點就會知道，也許，我們這個社會至少是目前，對職業打假人群體的引導、關心乃至救濟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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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

　　王海樂于當“槍手”：打假“商業化”時代已經來臨？

　　提及職業打假，不得不說，“第一個吃螃蟹”的王海是個難以忽略的人物。在職業打假人這個群體里，他是為數不多的活得比較瀟灑的一個。而且，總能領風氣之先。

　　2011年12月20日，王海在接受半島都市報采訪時口出驚人之語：“如果大企業雇傭我當槍手的話，我會很樂意去做。”在王海看來，企業競爭對手之間互相拆臺，“有百利而無一害”，“有對手才有黑幕，才能將更多的隱秘信息披露出來，有競爭對手揭底，消費者的知情權就增加了，這對社會有利！”他舉例說，服裝廠稱B服裝廠的服裝沒有任何的絲卻聲稱是真絲，B服裝廠則稱A服裝廠的服裝用假的皮毛卻稱是真皮。“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便收取服裝廠的費用然后做檢測，最后把真相是什么告訴消費者。”

　　當被質疑有企業會通過收買等經濟誘惑阻止其打假時，王海解釋，在認準了假冒偽劣后，他第一會向政府部門舉報，第二會起訴。“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廣大消費者知道”，當“我們已經把信息都披露了，目的達到了一大半，再收買，還有意義嗎？”

　　不過，王海沒有忘記強調，“要在合法的范圍內”。也許，這正是他“在刀尖上舞蹈”近20年不倒的法寶。

　　王海并不諱言已經走上了“打假商業化”的道路，并批評“說我打假只為錢，這樣的人很愚蠢。”其言外之意很明白——打假當然要賺錢，但又不僅僅是賺錢。

　　在王海看來，打假就所謂“性質”而言，商業和公益并不沖突，而且商業行為的打假本身就帶有公益性質。他認為，個人打假的本質是國家利用個人打假利益驅動這一機制，來打擊假冒偽劣和欺詐行為。這個利益驅動不僅僅是指經濟利益，也有公益和精神利益。

　　王海呼吁國家應當支持和鼓勵職業打假行為。他認為，個人打假是“社會額外的、免費的福利”。工商局打假、質監局打假，是部門行為，花費的是納稅人的錢，但是個人打假是免費的(對于社會、對于國家來說是免費的，沒有花納稅人的錢)。

　　據王海透露，他已經基本完成了打假商業化的“轉型”。他的職業打假已經擴大到了全國，除了北京的公司，還在廣州和深圳等地開辦了分公司，“利潤還不錯”。

　　王海說，現在他主要是給一些藥廠、文具、汽車配件等企業打假，同時也會給一些影視作品公司做知識產權的維護，“現在很多影視作品網絡盜播現象比較嚴重，這塊市場還是比較大。”

　　事實上，對于職業打假的商業化，乃至王海本人，社會爭議一直不斷。和大多數普通職業打假人不同的是，王海還是“名人”。精明如王海，自然懂得將其利益最大化。而這也是他總是在公共場合不斷宣稱仍熱衷于“公益打假”的原因。

　　而打假商業化在目前的法制框架下，仍屬游走在灰色地帶，其距離逾越雷池有多遠，是否真能為職業打假人開辟一片新天地？尚有待觀察。

　　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客觀審視王海、學習和借鑒王海，無論對職業打假人還是普通消費者都不無裨益。

　　有必要提醒的是，王海的成功目前尚只是個例，并不具有普遍性。拋開王海這個個例，現實是，盡管不斷有人加入職業打假的行列，但那些曾經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知名打假人正越來越多地退出“職業打假”這個舞臺，這是不是應該值得重視的一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