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費藥為何屢見“大處方”

　　記者 顧泳

　　看個普通感冒、秋季腹瀉動輒數百元，盡管聽上去有些離譜，卻是實實在在的現實。近日，記者多次聽到患者反映：“大處方”以高價自費藥的形式回來了。一盒自費抗生素90多元、一瓶止瀉自費藥80多元……處方過大、藥價過高，導致患者醫療支出虛高。許多患者無奈表示：由于缺乏必要的醫療常識，即便醫生開具“大處方”也難以辨識是否合理。

　　自費藥高價藥屢見不鮮

　　看病配藥挑自費高價藥，在兒科診療領域相當普遍。前不久，孫女士的兒子拉肚子，前往醫院確診后，醫生隨手開出一系列共六種藥物，總價200余元。孫女士回家仔細翻看藥品明細發現：兩種止瀉藥的藥理機制與功效一模一樣，其中一種正是高價的自費藥。這瓶價值80余元的止瀉藥，僅夠孩子服用兩天。市民李先生也反映，兒子每次看感冒都要三四百元，除抗生素、抗病毒口服液外，醫生總不忘開具價值百元以上的自費藥，“吃了沒啥大效果，不吃又有點不放心，就先配了再說吧。”

　　盡管有些患者意識到處方偏大，但因醫患信息嚴重不對稱，并無反駁之力。市民方小姐眼睛生了“麥粒腫”，醫生配出眼藥水之余，格外加上一盒80余元的自費抗生素。“不過是眼睛有點不舒服，需要吃這么高級的抗生素嗎？”“眼睛有些感染，給你配著先吃。”未等病人問完，醫生已經在電腦上點擊完成處方。也有患者提出質疑，家里還有藥效差不多的藥，沒必要再額外配新藥。面對這些病家意見，有的醫生會耐心聽取，有的則并不理會。

　　“大處方”如何科學界定

　　到底是醫生逐利開方？還是患者過于敏感？大處方、自費藥的合理開具，又有什么科學的衡量標準？

　　今年衛生部發布的 《醫院處方點評管理規范(試行)》中明確規定：不合理處方包括不規范處方、用藥不適宜處方、超常處方。這其中，超常處方(即“大處方”)便包括無正當理由開具高價藥、無正當理由不首選國家基本藥物、無正當理由為同一患者同時開具兩種以上藥理作用相同的藥物。由此可見，上述處方大抵處于不合理處方范疇之中。

　　醫院“大處方”在三令五申后仍難絕跡，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醫務處處長馬昕教授說，原因在于醫生開藥收受回扣的利益鏈未能真正斬斷。目前，各大醫院對醫保藥物的總額控制相當嚴格，但對自費藥物“上限”仍較寬松。在政府投入不足的前提下，醫院仍有賴通過自費藥物賺取利潤；少數醫生則暗箱操作，與制藥企業存在經濟利益鏈，由此，遏制“大處方”自然顯得動力不足。此外，盡管《醫院處方點評管理規范》明確，醫院如因不合理處方對患者造成損害的，應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處理；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相關監管仍集中在醫保處方領域，對單次處方的監管未能及時跟上，這為“大處方”的產生留存空間。

　　行業監管怎樣擲地有聲

　　如何從根源上鏟除“大處方”，確保患者利益不受損？業內建言，改變現有監管模式至關重要。目前，衛生行政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行為，大大削弱了監管與懲罰力度。

　　設立醫院、患者之外的第三方監管機構，讓行業協會等承擔監管與督促整改任務，效率或可有所提高。馬昕介紹，以美國為例，處于第三方立場的醫師協會對從業人員具有強大約束力，一旦醫生被鑒定連續開出不合理處方，最高懲罰可吊銷其行醫執照。

　　與此同時，加強醫院內部管理和道德規范，也是減少醫生開“大處方”的途徑之一。記者了解到，長寧區中心醫院等醫院利用信息化技術，為每個科室測算單次處方價格上限，如超出上限將及時向醫生提出警告，警告超過三次將撤離工作崗位，強有力的監督手段，有效避免了“大處方”的生成。有的醫院還增設臨床藥師崗位，加強對每個處方的審核，多增加“關卡”讓不合理處方難以流出。專家同時強調，在醫療信息不對稱的醫療環境中，患者投訴渠道通暢有效，發揮社會監督力量，對規范處方亦起著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