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質量萬里行雜志

　　柯云路

　　前幾日，我在路上遇到一對賣菜夫婦。因為常常照顧他們的生意，見到我，自然很親熱地打招呼。我問他們去哪兒了，女人說這幾天犯了腸胃病，剛剛輸了液回來。我順口問他們去了哪家醫院，他們說醫院很遠，乘車來回至少要四個小時，再加上輸液，去一次差不多得耽誤一天，菜店索性也關了門。我說附近就有很好的醫院，為何去那么遠的地方求醫？

　　男人嘆了口氣，說女人去年也犯過一次病，就近去了一家有名的醫院，費了一番周折好不容易掛上號，拿著醫生開出的化驗單跑來跑去，還未鬧明病因已花去五六百元。于是輾轉托了老鄉，在郊區找到一個也算老鄉的醫生，連看病帶吃藥，二三百元就基本好了。女人接著說，這個醫生好，不讓做那么多檢查，只查查血象，藥也便宜。所以這次犯了病就直接去找他，說再去個兩三回就好了。我安慰了他們幾句，看著他們在風中裹緊衣服走開。對于這個人群，生病是令人畏懼的，是不可承受之重。這對來自南方的夫婦為了多掙點錢，連春節都舍不得回家，大年初二就開了店門，幾百元的醫藥費于他們來說不是小數。

　　據衛生部近期發布的調查顯示，過去一年中國醫患關系趨于好轉，醫療費用增速減緩，但同時對全國94個城市7千多位醫護人員的調查，40.9%的人認為患者對其信任度降低，37%的人認為執業環境差、壓力大，26%的人遭受過患者言語侮辱或軀體暴力，88%的人認為有必要防范患者對醫療行為提出的質疑和追究。這是一組令人注意的數字。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倫1961年曾做過一個實驗，從社會上海招了40名實驗者，年齡從20歲到50歲，教育程度從小學到博士。這是一項關于“體罰對于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參與者將作為“老師”，教導各自的“學生”。師生分處兩個房間，彼此看不見對方，但能聽到相互的聲音。每一位“老師”均配試卷，同時手邊有一個電擊控制器，從最低45伏至最高450伏分十個檔次。控制器一端與發電機連接，另一端與隔壁“學生”的身體連接。如果“學生”答錯了，“老師”可以按下鈕鍵給予處罰，按到多少檔，則隨便。“老師”想停止實驗時，會依次出現提示：“請繼續。”“這個實驗需要你繼續進行，請繼續。”“你繼續進行是必要的。”“你沒有選擇，你必須繼續。”若經四次反復的慫恿之后，“老師”還是不想繼續，他就可以退出。否則，實驗會繼續進行，直到“老師”施加的懲罰電流提升到致命的450伏特，并持續三次之后，實驗才會停止。

　　而事實上，“學生”是由實驗人員假冒的。“老師”按下鈕鍵，假冒的“學生”會打開錄音機，配合著發電機的動作而播放預先錄制的尖叫聲。當伏特數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學生”會敲打墻壁，敲打墻壁數次后則會開始抱怨自己患有心臟病。當伏特數繼續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學生”將會突然保持沉默，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應。

　　在實驗之前，米爾格倫和同事們估計，能下狠心按下450伏特的將只是少數人，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實驗結果讓他們大吃一驚——第一次實驗就有65%的參與者有如此心腸。這一切的結果，是因為這些“老師”處在不斷被慫恿“繼續下去”的環境也即“制度”中。

　　由此米爾格倫提出，在合適的條件下，“組織化的社會環境”對人會產生相當深刻的影響。簡單地說，就是在壞的制度下，好人同樣會作惡。

　　幾年前因母親患病，我曾數度出入醫院，既見到過醫術高超、將患者視為親人的好醫生，也遭遇過唯利是圖、對病人不負責任的冷血大夫。

　　然而，單純地責備醫生們缺乏醫德或許是不公正的。沒有制度的保證，幻想從事這一職業的人都成為道德天使是不現實的，醫者也是社會的一分子。要改變這種不如人意的醫療現狀，最根本的還是在醫療制度的建設上下大功夫，以制度的規范，讓好人變得更好，壞人也無法得到作惡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