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3日，云南陽宗海砷污染事件時隔十個月后的現場，廠區外黑色防滲漏的塑料布下被“封存”的土地。
土壤毒禍
因礦產資源濫挖濫采造成的農田重金屬污染，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阿月是一位就讀于中央民族大學的少數民族姑娘，來自云南省紅河州個舊市某村，剛上大一的她是村里第一個大學生，她說：“我能來北京上學，是很幸運的。”
談及家鄉，阿月情緒復雜。
云南個舊被稱作“錫都”，占地1587平方公里，人口45.33萬，錫的保有儲量為90多萬噸，占全國錫儲量的三分之一，全球錫儲量的六分之一。
在這里，所有的人都與錫緊密相關。
阿月的爺爺曾在錫礦工作30多年，阿月的爸爸是當地小有名氣的錫藝工匠，阿月的哥哥在做錫工藝品進出口生意，阿月撫摸著陪伴她18年的小錫鐲，它已經緊緊卡在阿月瘦削的手腕上。
錫，讓這片土地變得熱鬧異常，隨處可挖的錫礦讓附近村民迅速富裕起來，出嫁的女兒身上，都會綴滿沉甸甸的錫飾。當地人認為，錫是神靈賜予他們的珍寶。
但與錫相生相伴的，是砷，其化合物是砒霜的主要成分。
根據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研究中心的公開論文資料顯示，在我國，砷作為錫的伴生礦由于利用價值不高，70%以上都成了被廢棄的尾礦。截至2008年，我國至少有116.7萬噸的砷被遺留在環境中，這就相當于百萬噸的砒霜被散落在曠野中，任雨水沖刷，注入河流，滲進土壤……
于是，這片因錫而富裕的土地也在因砷而痛苦。
阿月的爺爺死于砷中毒引發的肺癌。阿月的三個伯伯也是老礦工，因同樣的病癥已先后去世，阿月的爸爸后來離開了錫礦，可是已經染上了嚴重的砷中毒，連劈柴的力氣都沒有，好在后來學了點手藝活，以維持生計。
從此，阿月的家鄉被稱為“癌癥村”。這里的癌癥病發率一度高達2%，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的100倍，平均壽命不足50歲。
上世紀90年代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面開展了整頓和治理工作，所有錫礦工人都要戴上防毒面具下井。但是，已經被污染的土地和地下水難以修復，沉重的歷史并沒有過去，受害的也不只是父輩。
阿月的哥哥視力很差，太陽下山了就看不清東西；阿月的姐姐身上有淡淡的毒斑，村里的很多年輕人都瘦弱無力，經常生病……
阿月的家里原來有十二畝地，種煙葉和柿子樹，每年能有上萬元的收入。“煙葉早就沒了，誰敢抽‘砒霜煙’啊？柿子樹上結的柿子都黃澄澄的，撥開了核兒都是黑的。媽媽原來最愛吃柿子，我這輩子都不會吃柿子了。”
這片曾經富饒的土地已經無法耕作，農民們沒了生路，水和菜都要到幾百里外的鎮上買，入不敷出的生活讓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背井離鄉。
記者問阿月，畢業了會回家鄉工作嗎？阿月沉默了很久，小聲說：“我也不知道。”
痛苦
類似的案例不只是出現在云南個舊。
2001年，廣西環江毛南族自治縣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突如其來的天災摧毀了家園，可是，更大的痛苦卻在洪水之后。
洪水沖垮了上游廢棄的尾砂壩，導致下游萬余畝農田有害元素最高超標246倍，農作物基本絕收，臨近的刁江100多公里河段魚蝦絕跡，沿河地區全部污染。直到2004年，仍有60%的農田寸草不生，成為荒漠，刁江下游的河池市長老鄉多年來報名應征入伍的青年，竟沒有一個能通過體檢關。
曾有調研專家估算，“毒水”將經刁江進入珠江水系，整個珠三角都將因此遇難，污染會很快蔓延至百萬畝土地，影響過億人口，修復年限超過百年。
除了云南、廣西，還有湖南、四川、貴州等重金屬主產區，很多礦區周圍都已經形成了日漸擴散的重金屬污染土地。
國土資源部曾公開表示，中國每年有1200萬噸糧食遭到重金屬污染，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而這些糧食足以每年多養活4000多萬人，同樣，如果這些糧食流入市場，后果將不堪設想。
掩蓋
曾有一位從事土地污染研究多年的科學家告訴了記者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
就在前幾年，這位科學家受邀到某地檢測土地重金屬污染情況，實驗結果出來后，科學家大為震驚，因為這塊全國著名的糧食主產區污染情況已經嚴重到令人咂舌！科學家親自將監測報告遞交給當地的一位高級官員，這位官員在沉思良久后說道：“這個情況確實非常嚴重，我們也一直很重視，但是，我們目前無力治理，所以請不要告訴任何人我看過這份報告。”
記者通過多方搜集，找到了權威機構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研究中心的多篇學術論文，這些論文尚未在社會上公開披露。
根據論文資料顯示，廣東連南、廣西南丹、湖南常寧、湖南常德、湖南郴州等地都存在著大量砷渣廢棄，導致礦區周圍農作物含砷量超過國家標準幾百倍的情況。
湘江，全長856公里，流域面積9.46萬平方公里。這條灌溉了半個湖南的“母親河”如今卻因為接納了大量工業廢水，使河水中的砷、鎘、鉛的總量占全省排放總量的90%以上。
課題研究組還做了農作物重金屬含量實驗，實驗結果證明，從衡陽到長沙段的湘江中下游沿岸，蔬菜中的砷、鎘、鎳、鉛含量與國家《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標準比較，超標率分別為95.8%、68.8%、10.4%和95.8%。而這些“超標農作物”不僅被當地農戶每天食用，還被運送到更多的鄉鎮和城市……
論文中還提及，水田土壤中的砷、鋅的含量還要高于菜地。據科研專家介紹，由于水對重金屬的吸附能力更強，水稻等水田農作物的重金屬含量會更高。
2008年，湘江中下游農田土壤和蔬菜重金屬污染調查實驗結果全部出爐，但是僅作為科研成果在學術刊物上發表，并未能在社會上公開以得到足夠的重視。
據湖南省政府門戶網站消息，2010年，國家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重要工程立項，并于6月投資4.6億元建設基礎設施，9月獲得國家環保部專項治理資金的支持，“湘江再見清水指日可待”。
但據科研學者介紹，按照調查論文中所提及的污染區域計算，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至少需要百億投資和十年以上的恢復周期。
那么，這些“污染重災區”的糧食是否流入市場，嚴重影響糧食安全呢？
2010年11月，記者致電湖南國家糧食質量監測中心，接線人員稱，糧食重金屬含量檢測對設備和技術人員的要求都極高，目前國內能做出權威檢測的機構很少，他們目前還沒有相關檢測項目，因此不能表態。
今年2月16日，記者再次致電湖南省糧油產品質量監測站，該站負責人員稱，從儀器設備和技術水平上而言該站可以做糧食重金屬含量的相關檢測，但是，“我們單位沒有做過湖南任何地區的糧食重金屬含量的檢測，所以沒有數據。”
兇手
大規模的土壤重金屬污染，究竟是如何逐漸形成的？
曾對礦業市場做過多年深度調研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羅仲偉認為，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實行的是“大礦大開，小礦放開，有水快流”的政策。
“其結果就是地方政府擁有中小礦產資源開發的審批權，‘一哄而上’全民辦礦的局面就此形成。” 羅仲偉認為，正是因為采礦權的混亂導致了我國礦業多年來一直存在著集中度不足，開采工藝落后、統籌規劃欠缺的“三大短板”。
據了解，在我國已探明的礦產儲量中，共生伴生礦床的比重占80%以上，可是，只有2%的礦山綜合利用率在70%以上，75%的礦產綜合利用率不到2.5%，也就是說，我國絕大多數礦山都只是為了開發極少數礦石，將更多的礦產資源破壞和廢棄了。
有媒體曾報道，在廣西環江，絕大多數礦山都沒有石排場和尾礦庫，大量廢石和尾礦就堆放在山上，這不僅占用了本可以利用的耕地，還容易在暴雨來臨時形成泥石流，最可怕的是，尾礦中的有害成分在伴隨雨水逐漸擴散到更大的范圍，危害在時刻發生著。
另一個“定時炸彈”是裸露堆放的礦渣。
在云南個舊，冶煉廠、電鍍廠非常密集，礦石在這里經過加工就可以身價倍增，同時，大量的礦渣被生產出來，廢棄在礦山和礦廠附近。
據了解，在云南個舊老廠礦田竹葉山礦段，十幾萬噸砷渣已經裸露堆放在曠野里幾十年，為了阻擋砷渣對農田的污染，農民們在砷渣周圍堆砌了“土壩”，但是，砷還是通過雨水進入了地下水系統，據檢測，該礦段附近的農作物含砷量超標100多倍。
而砷渣還只是重金屬污染“五毒”之一，其他的還有汞、鎘、鉛、鉻等重金屬廢渣。資料顯示，截至2005年，我國累計產生鉻渣600多萬噸，其中僅有200多萬噸得到處置，“五渣”總數更是難以計算。
另一個污染的來源則是化工企業排放的污水。
除此之外，農戶們過度使用化肥也能使土壤重金屬含量急速攀高。
救贖
在湖南省郴州市蘇仙區鄧家塘鄉，綠油油的草長滿了整個農田，乍看之下還以為是青色的水稻。在這塊已經被重金屬嚴重污染、無法農耕的土地上，被稱作“土壤清潔工”的蜈蚣草卻生長得郁郁蔥蔥。
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研究中心主任陳同斌介紹說，蜈蚣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相當于普通植物的20萬倍，通過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內，這片土地就可以“恢復健康”，在郴州已經有修復完工的土地恢復了耕作。
現在，蜈蚣草已經在湖南郴州、云南個舊、廣西環江扎下了根，尤其是在廣西環江，蜈蚣草種植面積已經達到了1000畝～2000畝，成為世界上最大面積的砷污染農田修復項目。
蜈蚣草的“同盟戰友”還有東南景天，這是在廣東種植的專門修復鎘中毒農田的植物，現在東南景天在全國也有上百畝的試驗基地。
在西北，300多畝鹽堿土地上種植了被稱作“吸毒解毒高手”的竹柳，它不僅耐寒、耐旱、耐澇、抗鹽堿，還可以吸收城市污水，消除氮磷鉀，分解土壤中的重金屬成分。
陳同斌介紹說，植物修復法更接近自然生態，從經濟投入、修復周期和避免二次污染等多方面考慮都是目前的最佳選擇。
但是，植物修復法的進行卻并不順利，以云南個舊為例，目前治理修復面積還不到100畝，而污染面積卻在20萬畝以上。
杯水車薪。
雖然植物修復法已經非常“實惠”，修復一噸污染土的成本已經低于200元，但是修復面積的龐大使總投入數額驚人。陳同斌舉例說，廣西環江受污染土地達萬畝，如果要全部修復，總投資至少需要幾千萬到1億元，這對當地財政來說是個不小的數目。
在廣西河池市，蜈蚣草就與桑葉或甘蔗、苧麻等經濟作物間作，使污染土地修復的同時，農民也有較好的經濟收入。
但陳同斌仍然強調，并不是所有的修復地區都能夠實現經濟利益的兼顧，土壤修復還是需要政府的引導和補貼，否則，修復規模就很難擴大。
另外，種苗繁育也并不容易。目前發現的超富集植物一般都是野生植物，其種苗繁育存在較大的技術難度，實現大規模種苗就更加困難，所以現今使用的是先大棚育種再移植到修復區的辦法，這無疑會增加成本和操作難度。
而且，類似蜈蚣草的砷超富集植物多集中在我國淮河以南，而在淮河以北則很少發現，這使植物修復法的影響范圍大大受限。
對于當地村民來說，最為痛苦的則是三至五年的修復周期過于漫長，他們守在不能耕作的試驗田旁，除了等待，他們毫無辦法。
更為殘酷的現實是，很多污染地區都等不及采用植物修復法，而選擇了“客土法”。
“客土法”也稱作物理修復法，簡而言之就是將被污染土壤深埋到水稻根系不能達到的25厘米以下，用這種方法修復一畝污染土地就要花費上百萬元，而且污染土壤仍然存在，甚至會繼續擴大。但是，因為修復方法簡單，花費時間少，這種飲鴆止渴的方法被廣泛應用。
求解
“只有掐緊了準入、統一了管理、明確了監督，才能夠合理開采礦產資源，將土壤重金屬污染問題遏制住。”羅仲偉的觀點也得到了陳同斌的認可，“礦產不合理開采是導致土壤重金屬污染的最重要的原因，管住了開礦，就管住了土壤重金屬污染的最大問題。”
羅仲偉認為，我國礦業管理立法相對薄弱，多方插手、政出多門是導致權利、責任歸屬不清的重要原因；其次，我國沒有形成統一的礦業管理體制。在管理方面，我國實行中央為主、地方為輔的權益分配。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對資源的關注點不同，利益取舍不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時有發生，甚至在法律法規的執行上都會有偏差和扭曲。
羅仲偉認為，應該取消地方政府的礦業審批權，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參股礦業企業，建立礦業開采的利益協調機制。
另外，在礦業監督上，羅仲偉建議，成立專門的政府主管部門對礦業實行監督迫在眉睫。
“雖然礦業管理涉及到諸多部門和多方利益，調整和改革面臨困境，但是，生命的代價也迫使所有相關方都不得不變，國家政策和專項治理也在不斷加強，破解僵局并非難事。”羅仲偉表示樂觀。
在前不久公布的2010年全國環保專項行動成果中，截至9月30日，共排查重金屬排放企業11510家，取締關閉584家，在14個省(區、市)確定了148個重金屬重點監管區域，19個省(區、市)確定了1149家重點監管企業，其整治力度和監管效應都是前所未有的。
2011年，由環保部牽頭的《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規劃（2010—2015年）》編制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公布時間指日可待。由國家設立的“重金屬污染防治專項資金”也已經籌集完畢，增加財政投入將為“無力的救贖”直接輸血。
所有人都在期待著，這個圈住了土地、圈住了生命、圈住了全人類的土壤僵局能夠尋求到真正的破解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