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缺陷發生的系統和部件特點

　　在中國汽車召回案例中，發生缺陷的系統包括：發動機、動力傳動系統、制動、轉向、懸架、車身、電氣系統，甚至內飾零件(案例：雷克薩斯內飾卡扣脫落召回)也有涉及。由此可見，缺陷并非僅有傳統意義上的“安全件”引發，可能產生在車輛的任何部位，只要該零件在特定情況下影響安全。

　　從規律上分析，缺陷發生的部位呈現出一定的集中性——發動機和電氣系統元件的缺陷居前兩位。其中，因“電子/電器”元件缺陷導致的召回次數多達28起，占全部召回的36.4％，參見圖5。經研究，主要原因是汽車結構越來越復雜，對電子系統的依賴越來越大，技術先進的車型幾乎所有系統都有相關電子設備參與信號采集、控制和執行。一旦電子/電器元件故障，即可能影響整個系統的功能，導致安全隱患。從該項指標看，中國與其他國家汽車召回的特點相吻合。

　　另外，缺陷的產生與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的使用也有緊密聯系，兩次召回行動都是由于控制模塊的軟件缺陷引起的。因此，在汽車電子化和新技術廣泛應用的背景下，保證車輛具有更好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是汽車工業發展面臨的新課題。

    3 召回法規執行效果的評價指標－召回率

　　評價汽車召回法規執行情況的指標有很多，包括：召回次數、召回車輛總數、召回修復完成率、“受影響召回與主動召回的比率”等等。召回的頻次和數量受汽車銷售量的影響最大，因此對召回效果的分析應綜合考慮銷售量的因素。建立在統計基礎上的“召回率”指標能夠很好的體現召回法規執行效果和制造商召回主動性。

　　3.1 召回率的概念

　　召回率簡稱Rr(Recall Rate)，是指“年度召回車輛數量(Nr)”與“年度新車銷售量(Ns)”的比值。即：

　　Rr的意義是：某年度平均每銷售一臺新車所對應的召回臺數，是以統計學的理論的評價召回實施情況的主要指標。

　　例如： 美國2 0 0 5 年輕型車的銷售量是16947754臺(Ns)，當年召回車輛數為18250537臺(Nr)，召回率為：Rr＝1.07687054

　　即：2005年，美國市場每銷售一臺新車，召回1.077次，召回率為107.7％。

　　本文中的“召回率”應區別于國內汽車行業所稱的“召回(完成)率”，“召回完成率”在國際上也稱為“召回修復完成率”(Repair Rate)。

　　影響召回率的因素較多，歐洲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制造商生產的車型數量、制造商的地域屬性(亞洲、歐洲、美洲)等都會對召回率產生影響。

　　3.2 中國與歐美國家召回率的對比分析

　　施行汽車召回制度的各個國家召回率也差異較大，這與該國的法律環境和政府監管力度有直接關系，也與制造商對產品安全和社會責任的認識有緊密聯系。

　　圖6為2004-2006年度美國、中國和德國的汽車召回率分布。對比可見，中國汽車召回率非常低，不到美國、德國、日本平均水平的10％。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在中國汽車總體質量水平與國際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下進行的對比。

　　3.3 國外汽車召回率較高的原因分析

　　a.各國法規越來越嚴格

　　2002年后，歐盟陸續出臺了消費品安全指令(GPSD)和消費品快速預警系統(RAPEX)，在各國進行了轉化。美國TREAD法案的出臺，進一步加強了汽車制造商的召回責任，要求極為嚴格。

    b.汽車制造商的社會責任感更強

　　大部分召回案例都沒有造成傷害，部分缺陷甚至沒有任何市場報告，僅在實驗中發現，但制造商仍然采取預見性的召回行動消除安全隱患，制造商的社會責任感和產品風險意識變得越來越強。

　　c.新車型上市越來越快，測試周期短

　　近年來，隨著計算機輔助開發技術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汽車制造商新車型的開發周期由5～ 8年縮短到18～24月甚至更短，充分的產品測試也難以保證，導致部分設計和制造問題暴露在后市場階段。

　　d.電子元器件應用越來越廣泛

　　現代汽車是移動的電腦和網絡，電子元件幾乎分布在所有系統中，元件的故障直接影響車輛安全運行并導致缺陷發生。

　　e.模塊化設計和平臺戰略，大量使用通用部件

　　平臺戰略大大縮短了汽車的研發周期，提高了質量和技術水平，降低了成本，但也帶來新的困惑：通用零部件的廣泛使用，很容易出現“一損俱損”的情況。例如：2004到2006年美國召回量最大的召回行動，影響到一個汽車集團下4個品牌，十幾種車型，上百萬輛車。

　　3.4 中國召回率所反映的問題

　　汽車召回是國際通行的做法，雖然各國的汽車管理模式不盡相同，但對于缺陷的認識差異不大。因此，中國與其他國家召回率的差異并不是法規原因造成的。召回率低的主要影響因素有：

　　3.4.1.法律環境與執法力度

　　中國汽車召回制度剛剛起步，主管部門的召回監管力度相對不足，使部分制造商存在躲避召回的僥幸心理。另外，受召回《規定》的法律層級限制，無法對違規的制造商采取更嚴厲的處罰，如高額罰款和刑事處罰，使某些不負責任的制造商有了更充分的搏奕空間[5]。

　　3.4.2.中國汽車制造商的社會責任感和產品安全意識相對較弱

　　汽車技術的復雜性和特殊的使用條件決定了“缺陷的存在是必然的”，適當的召回并不會對消費者的品牌忠誠度產生影響，召回行動是制造商的社會責任感、誠信度和高水平的產品安全意識的表現。國外汽車行業普遍認為：近年來汽車行業的高召回率并不是汽車質量變差的表現，全球汽車工業的社會責任感的加強使得召回數量急劇增加。NHTSA的發言人說：“召回數字創新高，并不值得大驚小怪。這只能說明汽車廠家對汽車潛在安全問題反應更快，更加重視了。”

　　中國大部分汽車制造商并沒有達到上述認識水平。由于汽車工業起步較晚，總體技術水平偏低，產品質量和產品安全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差距。同時，因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制造商在“效益”、“聲譽”和“安全性”之前更傾向于前兩者，甚至違規隱瞞缺陷或采取所謂的“服務活動”等措施消除缺陷。。從國家質檢總局開展的缺陷調查看，被調查對象幾乎都有“以不當方式處理缺陷”的嫌疑。

    另外，部分制造商對缺陷風險的認識停留在“事實已發生嚴重傷害”，以風險等級較低為理由規避召回責任。

　　4 結束語

　　中國汽車召回管理工作剛剛起步，與歐美國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主要體現在召回率過低以及大量的“零召回”現象；主管部門一方面應提高汽車召回的法律層級，引入高額罰款和當事人刑事處罰；同時應進一步加大信息收集和缺陷調查等方面的監管力度，嚴懲違規的制造商；

　　中國汽車制造商應加強法治觀念，提高社會責任感和誠信度。正視缺陷，主動召回是中國汽車制造商走向國際汽車舞臺的基本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