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不得不自斷手指以證清白，卻被上海有關部門調查“不存在‘倒鉤執法’問題”，仍然不能洗清罪名，聽了真是令人欲哭無淚。

　　今年河南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同樣是自殘身體以證清白，但好歹有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發話，稱此“草菅人命”的事，“法不容，理不容，情不容”。最終總算還了他一個公道，責任人受到處理。而孫中界好端端斷了指頭還洗刷不了無妄罪名，單是上海僅僅做了一個“老子查兒子”的官樣文章，以為這樣就能掩人耳目，實在是太小瞧老百姓了。

　　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天高皇帝遠的窮鄉僻壤，也還好理解，但它卻偏偏發生在“國際大都市”上海，實在匪夷所思。這究竟是孫中界個人的悲哀，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我們民族的悲哀？

　　上海連續曝光出來的“釣魚執法”事件，與頻頻發生的索馬里海盜劫持貨船事件，簡直有異曲同工之妙。好端端在街上開車，出于善心幫助了急事相求的同類(注意：不是沒有人性的動物)，結果卻被同類扭打、拷問、侮辱，還被迫承認違法，交出巨額罰款。如此這般“執法”，比索馬里海盜劫持商船、毆打船員、索要贖金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索馬里海盜拿到錢后并不要船主留下“違法犯罪”記錄，讓你投訴無門，這是“盜亦有道”。而上海的這種“執法”行徑，更是技高一籌，讓你虧了錢還搞你個灰頭土臉，還讓你“罪證確鑿”，投訴無門，無可奈何。面對這樣的“執法”和“調查結果”，我們真的搞不懂何謂法律，何謂公理了！

　　從媒體的大量調查來看，上海“釣魚執法”的確是“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不容抵賴。稍有良知的人都能作出判斷：那些被“釣”人員是無辜的，是被所謂“執法”人員栽贓陷害的。然而，上海“釣魚執法”人員的上級單位卻得出與全國人民大眾完全相反的“調查結論”，這究竟是他們的確智商太低，還是被利益蒙住了眼睛，遮蔽了人性？

　　按照我們淺薄的法律知識，只知道法律是用來懲戒做惡，保護廣大民眾的，就是所謂“抑惡揚善”吧，而不知道做好事也會遭惡報，而且來自執法部門。原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有些人管理的領域就不再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了。

　　原來我們只以為法律的作用不僅僅是事后懲處，更重要的是事前防止犯罪，即“防患于未然”。上海的“釣魚執法”讓我們懂得了，“執法”還可以教唆那些原本不想、或者沒打算做壞事的人去做壞事，然后再將他們“繩之以法”。真是“活到老學到老”，“處處留心皆學問”！我想，如果全世界不是大力宣傳教育戒毒、禁毒，辦大量的戒毒所，而是派出大量人員拿著大麻、白面、搖頭丸，到歌廳、酒吧及其他我想不出來的場所去兜售，甚至白送給人，唆使他們去吸毒、販毒，這樣我們就可以抓到更多的販毒吸毒罪犯，而且都能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我們打擊販毒吸毒的成績是不是更大？有關人員可以拿到更多的提成？我還不知道這種執法人員，會不會為了多拿300、500元錢，對他們的父母子女、親戚朋友也下此黑手，就像傳銷人員一樣六親不認？

　　這種教唆犯罪的方式實在是太恐怖了，太卑鄙了，為了一點點蠅頭小利，就不惜毀掉其他熱心助人的善良人的名譽、工作和前途，實在令人發指。

　　我們還要思考，為什么這些年所謂出租黑車事件在全國很多地方屢屢發生？在北京，據說合法運營的出租車有6萬5千輛，而黑車竟有8萬輛？僅今年重慶、海南都出現出租司機群體事件。上海出租車運價最近又漲了，漲價消費者掏腰包，司機不得利，只有出租車公司坐得好處。管理部門到底是執法為民，還是為小集團的利益？

　　為什么幾十年中國出租車問題屢屢發生，總是解決不了？關鍵就在于有關政府部門把出租車經營權壟斷起來，轉讓給少數人，只讓他們賺錢牟利。一個公司只要能拿到出租車運營權，一年就可坐收巨額“車份錢”。而出租車司機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違反勞動法，超時工作，又違法交通法，疲勞駕駛，一個月勉強才拿到兩三千塊錢，是權力經營的典型。再說，人們為什么要打黑車？，還不是因為打不到車，或者車價太貴，難以承受，都是被迫的。

　　如果把出租車經營放開，讓出租車司機自己做老板，交管部門管安全、管違章，工商稅務部門管收稅，違法和所有公民一樣，有公檢法管，為何一定要讓出租車公司來盤剝司機？十年前我們就提出：“出租公司是多余環節”，現在看不僅是多余，還成了個有害的環節。全國出租車行業的矛盾這么尖銳，就是因為有這個環節及其背后的利益鏈。解決出租黑車問題，不從根兒上想辦法，卻耗費大量人力，采用這種極不人道、卑鄙手段去查處，只能越治越糟。

　　用這種手段“執法”，打擊的是人性中的善良，摧毀的是中國幾千年流傳下來的道德傳統。今后遇到他人有難，誰還敢伸出援助之手？誰還會做好事？一個沒有了同情心的民族，將何以立于天下？人與人之間失去了起碼的信任，人人自危，互相設防，還談得上建設“和諧社會”嗎？

　　“釣魚執法”反映了太多的深層問題，一定要追究他們對道德的破壞罪，對法律的踐踏罪，對人性的傷害罪，決不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