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北京的高俊琪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我學會了自己給自己講笑話

　　高俊琪在這所公辦小學里只上了一周的課，在這個村子里也只待了十幾天。很快，爸媽跟著相熟的老鄉，搬到了位于朝陽區的咸寧侯村。比起通州來，這里離天安門更近了些。

　　“反正哪里都有學校嘛。”搬家時，俊琪媽媽心里想。可在陌生的咸寧侯村，高家的新房東與這里公辦小學的校長“說不上話兒”，要入學得交兩三千元的費用。夫婦倆當時一個月的收入還不到2000元，所以馬上打消了進公辦的念頭，把目光轉向了民辦學校。

　　“那兒一學期學費四五百塊，飯費也便宜，他們還到村里頭接孩子，上完課再送回來，多好呀！”俊琪媽媽還記得，那時每到開學前，許多民辦學校就在村里“弄個桌子招生”，她最終為兒子選定了離家20分鐘車程的京華希望學校。

　　在這個新學校里，二年級還沒讀完的高俊琪成了三年級的插班生。這里的教室，“不亮堂，墻上老掉漆”，每個小朋友也有一套桌椅，可木桌子上“盡是小洞”，木椅子“一坐就晃悠”。房頂是瓦片搭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小雨”，一群小朋友這時便“哪兒不漏往哪兒擠一點”。

　　但他卻感覺，新教室更自在。同學們都是外地來的孩子，說著五湖四海的方言，同樣說不好的是英語。很快，他就找到一個死黨，“小胖子”。“小胖子”是河北人，跟著“做卷簾門”的爸媽來到北京。他口才好，課間最愛給大家說笑話，一群同學常常被逗得前仰后合。

　　可四年級的春節剛過，“小胖子”突然不來上課了。高俊琪四處打聽，才知道他已經跟著爸媽搬走了。

　　高俊琪自己離開通州的村子時，也跟“小胖子”一樣，事先毫不知情。后來他跟著爸媽返回通州收拾余下的家當，一心盼著還能見到原來的三五個伙伴，沒想到那些孩子也已經像自己一樣，跟著父母漂到了別處。

　　過去7年里，高俊琪記不清由于房東加租或收回房子而搬了多少次家。幸運的是，他們一家再也沒離開咸寧侯村，他也無須像其他打工子弟那樣，頻繁地更換學校。

　　可在他一直就讀的學校里，分離卻從未間斷。每個春節過后，班上都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學離開，新的面孔一個接一個陸續到來。

　　“明年你還會來嗎？”春節前，高俊琪總會記著問伙伴們一句。大多數孩子總是爽快地回答：“會來啊！”可實際上，答案并不由這些孩子來決定。春節期間，他們的父母回老家后常常有了新的打工計劃，來年便帶上他們移居別處。

　　“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會離開。”高俊琪對我說著，語調慢了下來，眼睛一直看著遠方，“那時候，就怕開學時見不到原來的朋友。”

　　實際上，不僅是學生，老師也不斷來來往往。高俊琪記得，從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三年級，他一共換了7次班主任。“老師一換，感覺那課堂就陌生了，講課的方式不一樣，頭幾節課很多人聽不懂，老師就問我們怎么講課才能聽懂。”

　　感覺孤單的時候，他就趁父母打電話回老家時，與堂弟聊幾句。“來天安門玩吧。”他總是這樣對堂弟說。一直在老家念書的堂弟通過網絡看過許多天安門的照片，卻一直沒有到過北京。

　　“我走了之后，他認識了好多好朋友，現在還像以前那么快樂。”高俊琪的語調變得更慢了，我一時不知道該說什么。

　　過去7年里，他身邊固定的朋友寥寥無幾。與他一路同窗的，只有一個男孩，那是他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今年6月中旬畢業后，同學們四散離開，這個最好的朋友也返回老家安徽阜陽打工了。

　　“原來朋友就特少，現在就更少了。”他說。

　　“那……你會不開心嗎？”剛一開口，我就發現自己問了一個愚蠢的問題。

　　“還挺開心的。”他卻突然孩子氣地笑了，“我學會了如果沒有朋友在我身邊，我就自己給自己講笑話。”

　　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

　　高俊琪六年級的時候，京華希望學校接受南都基金會的捐助，改制為一所民辦公助的公益學校，同時改名為北京朝陽第一新公民學校。

　　什么是新公民？高俊琪至今記得，校長曾在校會上充滿激情地解釋學校的新名字：“這意味著以后不分外地人、本地人了，你們是這個城市新一代的公民。”

　　一年之后，高俊琪原校升讀初一。不久，老師就告訴初一班級的“新公民”們，他們不能在北京升讀高中和參加高考。老師還說，考慮到北京和外地在教材及教育水平上的差異，如果希望將來考上大學，最好盡快回老家念初中。

　　班里一下子炸開了鍋，同學們紛紛討論該如何選擇。

　　“媽，我想回老家念初中。”在心里考慮了好幾天后，高俊琪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爺爺奶奶要下地干活，回去誰管你？他們歲數也大了……”媽媽急著拒絕。

　　在母親眼中，高俊琪還是那個“上房頂、爬墻頭”的野小孩，“哪個孩子惹著他，他就跟誰打架，村里的孩子都怕他”。爺爺那時候曾語重深長地勸告：“這孩子你打小不管，長大了就是黑幫老大呀！”

　　高俊琪可不這樣看自己。一年前，成績名列前茅的他被老師推薦加入學校新成立的學生會紀律部。每逢早讀、課間和午休，他就戴著寫有“治安”二字的袖章到各個角落巡邏，和幾個同學一塊兒管理著學校9個年級的紀律。

　　不過，他從沒跟母親提起這些。即便后來初三時當上了學生會主席，媽媽也只是從別人嘴里才知道這個消息。和許多同齡孩子一樣，他嫌媽媽“磨嘰”。

　　他14歲了，漸漸有了主見。到天安門玩，他不再跟著爸媽去，而是喜歡與同學結伴去。通常，他一大早就出發，在村子里的小吃店吃上一大頓早餐，再背上一些干糧作午飯，然后與同行的朋友在城里玩到傍晚才回來。

　　這一回，他試著為自己做一個更大的決定，沒想到卻被突然擊退。他于是故意躲著媽媽，拒絕和她說話，還堅持“不給她炒菜”。往常，媽媽下班回家晚了，晚飯都由他負責。直到幾天之后，做卸貨工的爸爸休假回到家，母子間僵持的氣氛才在一家三口的飯桌上得以緩和。

　　但高俊琪并沒有因此放棄自己的想法。到了初二，眼看著班上陸續有同學返回老家，老師也不時提醒“晚了回去就跟不上了”，他更加坐立不安。

　　“媽，你讓我回去上吧，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初二那年的春節前夕，高俊琪突然這么說。

　　聽到這話，母親愣了一下，突然感覺自己的兒子“像個大男人一樣”。這個只念過小學一年級、基本不識字的女人并不是不知道，兒子口中的“前途”意味著什么。

　　原本在老家時，她根本“不把上學當回事兒”。但在北京呆久了，她漸漸也“夢想著”兒子能上個大學。“你看人家考上大學多好呀！”“人家上班多輕松啊！往辦公室一坐，還不累。”她常常聽工友這么議論，時間長了也受影響。

　　那年春節，高俊琪帶上自己的書包回了老家。

　　可一到老家，父母又動搖了。老家的人說，這幾年也有孩子從外地返鄉讀書，原本在外地學習挺好的，可在老家沒父母管教，時間長了就學壞了，有些孩子甚至為了到網吧上網，“去偷，去搶，還打老師”。

　　“村里壞孩子太多了。”一個鄰居這樣分析，“而且你們這條件，要是他考上大學，上得起嗎？”這話說到了高俊琪父母的心坎里，他們猛然意識到，“一年上萬塊”的大學學費，這個家實在難以支付。

　　“在我們身邊成不了才，至少能成人，至少學不壞，你說是吧？”爸媽這樣勸說兒子。

　　高俊琪開始沉默。生活沒人照料怎么辦？自己學壞了怎么辦？考上大學沒錢交學費怎么辦？“要是這些真發生了，我該怎么辦呀？”他不斷問自己，越發覺得難以應對。最終，他又拿起書包，跟著爸媽回到了北京。從此，他再沒提過回老家念書的事情。

　　“我心目中的大學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我覺得大學意味著自己的前途，能實現遠大的理想。”在一封電郵中，高俊琪這樣向我描繪他心中的大學。

　　“遠大的理想”是什么？他還沒來得及仔細思考。這個從小喜歡玩具車、不僅愛玩還愛研究的少年只是模模糊糊地幻想過，在大學里學一門與機械或汽車有關的專業，將來“可以設計汽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