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當的時間選擇

　　不得不說，郭臺銘在漲薪一事上選擇了極為恰當的時間點。

　　按照2004年開始實施的《最低工資規定》，地方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應調整一次。在金融危機的2009年，深圳市政府并未調整最低工資，2010年的調整勢在必然。富士康不過是提前于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發布前數日，公布了第一次調薪計劃。

　　這一點也可以從2010年6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最低工資上調為何不能多一點》一文中得到證實。“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應調整一次。2004年《最低工資規定》實施后，2004、2005、2006這三年，各省區市平均調整了1.9次，2008年底，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企業經營面臨極大壓力，因此，2009年只有少數城市調整。隨著經濟回升向好，今年各地相繼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

　　事實是，早在2010年3月，深圳市工會已對外公告稱，經過與富士康協商，富士康員工底薪將獲得3%以上增長。當然，彼時的情形似乎并未考慮到深圳市即將調整的最低工資標準。

　　而3月中下旬開始頻發的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迅速將這一議題沖淡。此后，一直到5月中下旬，富士康十多起傷亡事件發生之后，總裁郭臺銘出面接受全球媒體訪問，提高工人待遇、縮減勞動時間才被作為根本的應對之策重返臺面。

　　敏銳如郭臺銘，迅速抓住了這一扭轉形象的良機。

　　6月2日，富士康對外發布了基層員工全體加薪的消息：自6月1日起，富士康作業員薪資由原來的900元/月調升到1200元/月。4天后的6月6日，美聯社報道稱，富士康旗下的中國深圳工廠工人薪資將被提升至2000元(約合293美元)。不過條件是，富士康深圳公司的工人必須接受三個月的考察，通過審核的工人才能得到10暫的加薪。但具體的審核標準并沒有詳細說明。

　　現在看來，這一舉措甚至是比郭臺銘親自召開媒體發布會更為有效的“危機公關”。此后，媒體輿論開始扭轉，從尋找頻發事件原因到擔憂富士康能否持續經營。郭臺銘及公司高層亦借機表示，企業成本壓力很大，可能會向國外遷移工廠，或者將部分工廠轉回臺灣“機械自動化生產”。富士康工人的就業或失業成為關心之重。

　　然而，需要說明的是，6月8日下午，深圳市政府五屆一次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了該市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方案。方案決定，自2010年7月起，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由此前的900元/月調高至1100元/月。富士康普漲工資部分僅比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高100元。

　　1%的利潤損失

　　不管怎樣，富士康此次加薪，都需要老板郭臺銘打開荷包。

　　電子代工業內排名前列的另一巨頭公司資深人士曾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2000年前后到現在，以“低價”崛起的富士康，已經通過競爭把整個行業利潤率由20%拉低至現在的5%~6%。但即便如此，富士康官方網站顯示其2008年營業額為4207億元，利潤年逾200億元。

　　考慮到富士康深圳大約40萬人(其中普通生產線工人約占85%左右)，占其國內約80萬名員工的一半，不考慮稅險費用，郭臺銘為深圳工人薪資的年支出增加約12.24億元。再考慮到部分工資可能由1200元/月晉升為2000元/月的工人薪資，若此部分最終獲得晉升比例占20%，則不包含稅險費用，富士康需為基層生產線薪資支出年增加約18.768億元(12.24億元/年+40萬人×85%×20%×800元/月·人×12月/年)。

　　“端午節后準備離職的同事主要考慮了三點。”甄家華說，其一，截至目前，富士康并未就生產線以外的管理職員工提薪發布標準，個人在企業內的發展前景不明;其二，預計生產線可能獲得2000元/月月薪的基層干部比例也就20%，這部分基層干部多為生產線核心的基層管理人員，包括線長、組長在內，他們才是本次調薪的主要受益群體;其三，總部周邊管理層員工擔心，富士康會將各種名目的年終獎金變為每月薪資增加進來，而使年底獎金大幅縮減。這樣，總部周邊管理職員工薪酬變化幅度可能也就是20%左右。

　　此外，由于國內的其他富士康工廠既有位于長三角的昆山、松江、淮安等工廠，亦有惠州、北京、廊坊、煙臺，以及太原、武漢、成都等工廠，且上述城市所在地最低工資薪酬調整很難超越深圳，故富士康國內深圳以外的40萬名生產線工人中，兩次調薪后，不計稅險費用在內，富士康為該部分工人薪資支出年增加不超過18.768億元。

　　綜合計算，兩次調薪后，不計稅險費用，富士康為國內生產線工人薪資支出年增加不超過38億元。也就是說，如果富士康保持年營業額4000億元以上，企業利潤率可能下降約1%。如此算來，漲薪對低利潤率經營的富士康確有影響，但尚在可控范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