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的溝通
員工被告知需在限定時間內簽離職協議，否則將被公司單方解除勞動合同。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摩托羅拉此次在中國裁員人數達四位數。而這項龐大的工作由其公司內部的HR處理。據了解，在歐美等國，這種工作通常會被外包給第三方的專業裁員公司。
“HR單線操作，沒有任何溝通。我是收到通知才知道被裁。”孫暾說。
“前一天還忙得顧不上吃飯，第二天說走人就得走人。”另一名北京員工王虹說。
8月17日上午11點，陰。一百多名員工在摩托羅拉望京園區外拉起條幅。他們要求獲得知情權，對等協商。條幅上言辭火爆：“反對暴力裁員，要求對等協商”。
20分鐘后，來了一輛警車，民警將條幅收走。
經歷過這場抗議后，8月20日，被裁員工收到HR的郵件。郵件中稱，賠償在N+2(N對應的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3倍，2對應的是基本工資)的基礎上一次性發放補充住房公積金和未休年假補償。員工需在8月21日中午12點前簽離職協議，否則公司將單方解除勞動合同。
大部分員工選擇拿賠償走人，只剩下少部分的“釘子戶”不愿簽字。
“傲慢的HR。”一名選擇簽字走人的員工說。
提前簽字的工會
北京被裁員工事后得知，工會已于7月簽字同意裁員，而這個簽字的工會來自天津。
這場裁員風波類似于7年前的西門子裁員事件。
當時的西門子將手機業務賣給明基，并裁員16750人。在中國，西門子被裁員工沒有得到“因工會強烈反對裁員而暫時幸免”的機會。當時的他們和現在的摩托羅拉被裁員工一樣，在拉起條幅抗議后依然被裁。
工會，對于他們來說，有些陌生。
“我們之前都不知道有工會，也不知道主席是誰，工會沒有對裁員計劃提出任何異議就同意了。”鄭女士說，她后來才知道工會早在7月份就簽字同意裁員。
8月14日，她去找摩托羅拉，要求與簽字的工會主席見面。
8月15日，她去朝陽區工會查詢了北京公司工會主席的名稱。
8月16日，她見到了摩托羅拉“提供”的工會主席，該人與朝陽區工會在冊登記的工會主席不是一個人。
摩托羅拉移動技術中國區公關經理司軒軍的解釋是，公司在中國大陸地區有多個法律實體。參與此次事件的是公司所在地天津的工會，而不是北京的工會。
到底應該由哪個工會參與？上海金仕維律師事務所張繼民律師認為，員工如與天津的法律實體簽訂勞動合同，則天津工會參與此事合理。若員工與北京的法律實體簽訂勞動關系，則應由北京的工會來參與此事。
鄭女士說，與她簽訂勞動合同的正是摩托羅拉北京移動技術有限公司。
“別無他法”的員工
由于“別無他法”，除了拉條幅，他們始終未通過其他途徑抗議。
在簽了離職協議后，北京的員工開始交接工作。他們離開公司的最后日期是9月20日。
南京的抗爭還在繼續。8月27日，吳尊等40名員工去了南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查詢得知公司未就裁員進行備案。
按照勞動合同法，企業裁減人員20人以上或裁減總數10%以上的，應提前30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裁減人員方案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
“公司正與當地政府溝通中，需要一個過程。”司軒軍解釋稱。
對此，吳尊認為，“公司想繞開法律，通過協商達到裁員效果。”
除了拉條幅，他們始終沒有走其他的抗議途徑。“別無他法。”一名員工說。
吳尊咨詢過律師。律師說，目前處在協商階段，公司沒有強行解除勞動關系，暫不適合打官司。
“勞動仲裁周期比較長，難度大。此外，公司一般都會規避違法違規的風險，員工通過勞動爭議仲裁等正規途徑進行維權，權利難以獲得。所以，如果勞動仲裁勝算可能性不大。”北京一位律師說。
吳尊說，勞動部門此前與員工進行了溝通，認為裁員是企業的事，如果沒有違反相關法律法規，他們不適合參與其中。
南京江寧開發區派出所表示，領導很重視此事，與摩托羅拉高管進行了商討。但具體細節無法告知。
在北京，“政府曾來人和高管在會議室談了一下午。”一名員工說，但不知道溝通細節。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孫暾、吳尊、王虹系化名。)
□新京報記者劉蘭蘭
■ 特寫
聲音漸變低
8月17日，第一次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的吳尊聲音洪亮，言語間充滿了力量。后來，他的聲音變得低沉略帶沙啞。再后來，他不愿意再接受采訪：心情不爽，不想聊。
他說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走，要搜集同事的意見再做決定。他還說，他已經投了幾份簡歷出去。
孫暾建了一個QQ群，把被裁的兄弟姐妹們拉進了群。
在群里，他不定期發布各種職位信息，有高通、雅虎、英特爾等等。
在論壇里、在微博上，一些被裁的摩托羅拉員工仍是憤憤。
摩托羅拉被喻為IT界的“黃埔軍校”。
“中國這么多年改革開放，對中國IT、通訊業幫助最大也許就是摩托羅拉了，這導致此次摩托羅拉裁員與諾基亞有很大不同，被裁的很多都是研發人員，算是摩托羅拉對大陸做的最后貢獻：人才。”手機中國聯盟秘書長老杳如此評論。
多家公司在公開場合對這些員工拋出橄欖枝。
一位員工說，我們在公開場合會感謝這些公司，但“一方面他們未必是真心實意的招人；另一方面，那些職位未必適合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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