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經濟新聞 韓寒“叫板”百度背后：維權公司化模式浮出水面

　　被譽為“全球最具影響力100人”的80后青年作家，在法庭上挑戰中國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

　　7月10日，“韓寒狀告百度文庫侵權”一案，在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開庭。韓寒方面提出的訴訟請求包括：要求百度停止侵權行為，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侵權行為再次發生；關閉百度文庫；連續7天在百度網站首頁向原告賠禮道歉；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共計75.4萬元；賠償原告合理支出1.2萬余元。

　　在庭審中，兩方圍繞責任認定、賠償標準等問題進行長達4小時的激烈“交鋒”，雙方堅持己見，毫不讓步，均不接受調解，合議庭宣布休庭并表示將擇日宣判。

　　作為“作家維權聯盟”和百度文庫爆發糾紛之后第一個開庭審理的案件，水漲船高的賠償金額也引發了外界對“作家維權聯盟”的關注。隨著其身后的實體公司北京亞華智權咨詢有限公司逐漸浮出水面，公司形式的維權行動如何在維權與市場、道義與收益間做出抉擇也成為爭論的焦點。

　　貝志城和“作家維權聯盟”

　　官司起源于一封討伐百度的聲明，去年3月15日，50多位作家聯合發表《三一五中國作家討百度書》，指責百度文庫涉嫌嚴重侵犯著作權。

　　在上述聲明發表后不久，“作家維權聯盟”的執行人貝志城在與幾個大的出版商聚會時獲悉，他們都備受盜版的困擾。貝志城表示，自己愿意出來當這個維權“志愿者”，但做這個事情需要一個實體，他愿意先期個人投資100萬注冊資金，當當網CEO李國慶當時也承諾愿意支持100萬元。據當當內部人士透露，當當網于去年年底和今年第二季度先后分兩次支付給維權聯盟，共計100萬元。

　　2011年5月，北京亞華智權咨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法定代表人為貝志城，注冊資金100萬元。

　　隨后韓寒等5位作家和路金波、沈浩波等5位出版商聯手，在北京宣告成立“作家維權聯盟”，以公益組織的形式幫助簽約作家維權。2011年7月4日“作家維權聯盟”開始成立并進行運作，貝志城、李國慶和京東網劉強東各捐資100萬元。

　　按照貝志城的想法，“公益事業要像企業一樣運作，要像賺錢一樣去虧錢。”維權聯盟希望通過中法律行動降低訴訟成本、專業化的研究和不斷改進訴訟方式提高作家收益。

　　120萬元和解失敗

　　“作家維權聯盟”把第一個訴訟的對象指向了百度。事實上，在3月15日中國作家聯合聲討百度之后，作家們與百度的拉鋸戰就一直持續進行。

　　作為中國本土最大的搜索巨頭，百度于2009年12月8日正式上線“百度文庫”。截至2012年7月10日18時，文檔數量已達近4500萬份。百度文庫也被作家們認為是“盜版的源頭”。

　　百度內部人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2011年9月底，韓寒第一次起訴百度，包括《零下一度》《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像少年啦飛馳》三部作品要求賠償11.3萬元并要求百度方面關閉文庫。據記者初步估算，該金額的賠償標準是289元/千字。

　　由于訴訟程序問題，2011年12月，韓寒方面向海淀法院撤回起訴；2012年1月，韓寒再次起訴，索賠金額從11.3萬元升到76萬元，平均每千字1046元。路金波則拿出一份出版資料，證明韓寒文字已經達到每千字2萬元的價格。

　　“從11.3萬升到76萬元，平均每千字價格在1046元，遠遠高出一般版權糾紛索賠金額。”上述百度人士表示。貝志城則認為，訴訟請求有可能發生變化，這是很自然的情況。

　　在此期間，作家維權聯盟和百度之間曾有過一次和解的機會。2011年10月15日，百度文庫產品負責人主動向作家聯盟提出愿支付和解金120萬元，希望了結官司。作家維權聯盟提出兩點：一是百度文庫糾正錯誤，二是賠償(三位作家共賠償120萬元)。

　　雙方于2011年10月19日達成口頭協議，但談判過程中的本質問題很快凸顯，作家維權聯盟希望這120萬僅僅是維權和解費，但百度文庫希望120萬元的賠償金額可以讓韓寒的作品進入正版平臺。雙方談判無法繼續，百度通過法庭通知作家維權聯盟，拒絕和解。

　　貝志城回憶道，其只負責版權維權，而版權購買合作并不在其范圍之內，因此和解努力成泡影。

　　爭議的實體公司

　　隨著作家維權聯盟維權工作的深入，這個以公司為實體的非盈利機構也受到了行業人士的質疑。

　　知名律師江鋒濤對《每日經濟新聞》表示，根據相關規定，所謂的聯盟公益機構需要到民政局去做相關登記，否則應該定義為代理公司。

　　按照貝志城描述的具體運行方式，與請律師訴訟的“風險代理”類似。也就是該公司在獲得作家授權后，將為作家完成取證、公證、搜集材料等工作，并安排律師幫助作家通過法律訴訟的方式來進行維權。

　　貝志城指出，如果維權行為最終進入司法程序，并獲得相應賠償，賠償金額的80%歸作家，其余20%則歸該公司。不過貝志城強調，由于著作權維權成本非常高，該公司基本不會從中盈利。

　　不過，江鋒濤卻認為，不盈利并不能說明公司是否以賺錢為目標，不能偷換概念。作家維權聯盟對外宣稱自己是“以公司為實體的非盈利機構”本身就與公司法相沖突，根據公司法規定，公司是指一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商業經營活動或某些目的而成立的組織。

　　盈科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劉銘則認為，作家維權聯盟的模式有點像幾年前的北京三面向版權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面向公司)在一些主要城市發起了針對網絡非法轉載行為的“維權風暴”。由于其規模空前，被一些媒體稱為“全國最集中的著作權維權行動”，三面向公司也因此被一些媒體譽為“網絡王海”，不過，最后由于維權市場的客觀現實而最終消失在公眾的視線。

　　中國文著協常務副總干事張洪波此前曾公開對這種實體公司進行“維權產業化”運作提出質疑，“公益與否是無法由一個機構自己宣稱的，它有自己的界定標準。”

　　對此，貝志城表示，在中國，所謂的NGO組織要注冊下來基本很難，所以才采取了實體公司的方式。據他透露，該公司的股東結構以及所有的盈余都有維權聯盟的10個理事決定，而20%的訴訟分成所得具體賬目每月由決策委員會審核，如果盈利也將交由這10個理事來處理，為了維權工作的長期性，會將這筆錢繼續投入維權中。

　　美國上市公司采納策劃中國區合伙人龔鉑洋表示，這種公司化的運作模式確實是一種新形式，但具體什么樣的規則，怎么避免出現負面的聲音，是作為公司化運作需要考慮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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