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訪莆田假鞋市場：深夜開張百元可買“名牌鞋”當潮水退去的時候，會知道誰在裸泳。當天災來臨的時候，則會扯下拙劣產品質量的遮羞布。

　　1月4日，安徽大雪。合肥市望江路上，16處公交站臺頂板倒塌，造成28人受傷，其中1人送醫院救治無效后死亡，2人傷勢較重。

　　網友質疑：同一路段，同一家公司建造的站臺，使用不到一年便集中倒塌，有沒有質量問題?多家媒體圍繞著這一問題展開追蹤和討論。

　　據報道，在大雪中坍塌的合肥公交項目，最初項目概算為1500萬元，但中標(成交)公告顯示，最終中標金額為711.58萬元。

　　于是，“低價中標”成為眾矢之的。質量問題冒出來了，先歸咎于價格，這是“豬病了，先到雞身上號脈”的作法。雞固然會給豬傳染疾病，但醫治豬病首先還是得從豬身上找原因。

　　“低價中標”固然會傳導問題于質量，但“優價”就一定會導致“優質”嗎?假如“優價”就必然“優質”，前幾年曝光的“達芬奇天價假家具事件”、“青島天價蝦事件”、“五星級酒店換床單不擦馬桶事件”，前幾天發生的“雪鄉宰客事件”又做何解釋呢?如果說這些事件是獨立的個案，那么，重要旅游景點價格高、服務差的現象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呢?價格是競爭出來的，質量是生產出來的，質量問題是掌握在企業“內部人”手里的。

　　福爾摩斯有一個著名的邏輯：

　　“那天晚上，那只狗沒有叫。此事必有蹊蹺!”合肥大雪壓塌站臺頂棚事件重復拷問著一個老問題：質量事故發生之前，為什么各個方面都無知無覺?直到天災當了質量的“吹哨人”，方才驚醒夢中人?

　　合肥大雪壓塌站臺頂棚事件之前，曾有西安地鐵“奧凱問題電纜”事件，也曾把“低價中標”的問題推上風口浪尖。

　　幸運的是，西安地鐵問題電纜事件中，一位“內部人士”發出了聲音，他的一封實名舉報信《西安地鐵你們還敢坐嗎?》引發社會關注，從而避免了惡性事故的發生。

　　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份舉報信，就沒有政府對其及時查處。如果沒有及時查處，后果就不堪設想。遺憾的是，事件過后，整個社會對質量吹哨人及相關制度的建立，依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吹哨人”制度最早源自福爾摩斯的家鄉英國，后在西方多個國家推廣，美國專門出臺“吹哨人法案”(即《防不實請求法案》)和《吹哨人保護法案》，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制度體系。美國學者的一項調查研究發現，1996年至2004年八年間，216例公司財務欺詐案中，絕大多數案件為非政府背景人員發現，其中公司雇員占18.3%，分析師占16.9%，媒體占15.5%，而政府機構發現的違法行為，只占極小部分。

　　研究結果表明，“吹哨人”在發現公司內部違法行動，幫助政府機關完成行政任務時，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打擊質量違法行為的視角看，隨著產品生產日益專業化、多樣化，生產組織日益精細化、封閉化，潛藏在組織或行業內部的制假售假行為變得更加隱蔽、更加復雜，政府對違法行為的監管極易出現鞭長莫及、無法掌控的局面。而生產者則對內部情況了如指掌，充分利用“吹哨人”的作用，不失為破解監管難題的另一種“技術手段”。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開展質量提升行動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要“推進質量全民共治。創新質量治理模式，注重社會各方參與，健全社會監督機制，推進以法治為基礎的社會多元治理，構建市場主體自治、行業自律、社會監督、政府監管的質量共治格局”。質量“吹哨人”制度能夠使公眾以“資訊提供”的方式，參與整個社會監督，對于建立質量共治格局來說，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操作性，有利于變信息不明為證據確鑿，變機構監管為全民監管，從而切實保障質量安全。

　　在構建“吹哨人”制度方面，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進行了大膽探索，鼓勵“內部人”將違法信息向外界傳遞，以打破政府與組織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局面，但效果并不理想。

　　2012年，溫州市甌海區開始實行有獎舉報獎勵制度，但截至2014年，卻只發出3單匿名舉報獎勵，領獎者寥寥無幾。2013年1月，遼寧省食品安全辦公室首批獎勵76名舉報有功人員，公告發出后，在法定領獎日期截止后，仍有44人未領獎。從東西方實踐看，“吹哨人”制度呈現出“東方不亮西方亮”的局面。

　　為什么“吹哨人”制度在實踐中會遭遇的冷遇?從外因看，一些地方的“吹哨人”制度存在針對性不夠、獎勵不多、保護不周、程序繁瑣等問題。“吹哨人”制度是一項立意高遠兼具長遠智慧的制度設計，需要制度設計者認真研究思考每個環節，以“吹哨人”的角度換位思考，對現有的投訴、舉報制度進行反思和改良。美國“吹哨人”舉報得到的獎勵高達賠償額的25%左右，“吹哨人”享受人身保護、就業保護、免責保護等多項保護。

　　同時，在美國有很多如“全國吹哨者中心”這樣的民間機構，擁有法律專家，為吹哨人提供咨詢，全方位維護吹哨人的合法權益。

　　我們國家的舉報制度中，雖然舉報人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但在案件的調查過程中他們的身份大多能被猜測出來。在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舉報人的人身安全如何得到保障?因此，多數專家認為，一些地方已有的有獎舉報制度只是“看上去熱鬧”。

　　從內因看，吹哨人容易陷入“告密者”的道德困境。我國傳統觀念對“告密者”持否定態度，認為“不告密”、“不舉報”是做人的道德底線。其實，質量“吹哨人”到底是“告密者”還是“正義者”?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

　　這些年，制假售假者給國家形象、公共安全、人民生活帶來多大傷害?對質量違法行為說“不”，實際是另一種見義勇為的行為，是堅決不與制假售假同流合污的義舉。

　　可惜的是，這樣的觀念還不是社會主流理念，整個社會對舉報制假售假行為存在著“正義冷漠癥”。

　　目前，吹哨人一旦舉報所在企業的話，很可能會處于不被周圍人理解的孤立境地，造成很難在社會上立足和生活。這一現象反映了質量“吹哨人”這一外來物種對我國特有文化“土壤”的適應性問題，需要社會各界從宣傳、教育、引導、激勵等多個維度著力加以解決。

　　比如，能否把“有獎舉報制度”這個名稱，改為“質量吹哨人制度”或其他更具鼓勵意味的名稱。

　　鑒于中國的傳統道德和主流觀念，“舉報”二字具有偏負面的導向。在這樣的語境下，“有獎舉報”反而容易被理解為用利益勾起人們內心的負能量和惡因子。事實上，西方國家正是為了避免“舉報人”或“告密者”這個名詞可能傳遞負面影響，轉而采納美國著名人士拉爾夫·納德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吹哨人”的概念。因為“吹哨人”這個名詞代表著為社會正義挺身而出的正面形象。

　　因此，采用“質量吹哨人”這個概念，既與國際接軌，又對正義行為冠以正面形象，值得有關方面深思、借鑒。

　　長期以來，我們國家相對重視企業的外部監管資源，忽視了廣大企業內部監督資源的發掘，導致極其有限的監管力量嚴重不適應復雜艱巨的監管任務。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開展質量提升行動的指導意見》提出了新形勢下的新要求，建立健全“質量吹哨人”制度，完善夯實質量共治格局，讓類似合肥公交站臺坍塌的事件不再重演，是一個重要而又緊迫的現實任務。試想，如果質量“吹哨人”制度發威，讓制假售假變成“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還有人敢為非作歹，拿質量安全開玩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