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一所師范院校，陳明霞學的是心理學。原本她的人生規劃是：當老師，結婚，生子。

　　一切被一次“旅游”打斷了。2014年，一名同鄉好友邀請陳明霞到北京游玩，但當路過距北京還有50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時，好友卻說已到北京郊區了。下車之后，她被帶到一處農家院，從此一個名叫“蝶貝蕾”的傳銷組織闖入了她的生活，她后來則成為該組織的高層領導。

　　“為什么當初她要叫我來，為什么要把我騙進去?”剛到而立之年的陳明霞哭了。她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直到現在，自己都沒到北京看過。

　　包括陳明霞在內，今年12月4日，4名被告人被廊坊市安次區人民法院一審分別認定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非法拘禁罪等3項罪名，獲刑3至8年不等。

　　4名被告人案發，是由2017年的一起命案牽出的。彼時，一名邱姓大學生誤入“蝶貝蕾”傳銷組織，在傳銷組織窩點，他被其他成員強制灌水之后死亡。政法機關立即查處，并對“蝶貝蕾”組織再次徹查，這4名被告人，就是此次徹查中被發現的。

　　在安次區多名受訪干警看來，由于證據認定困難，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過去10年幾無適用，算是“沉睡”的罪名，此番當地改進工作方法，準確適用了法律，或是打擊傳銷的一次突破。

　　“殺熟”的非法生意

　　在傳銷組織的“領導層”里，26歲的潘明明是個“異類”：大多數人是江西老鄉，只有他來自江蘇。這讓他在分配體系中多少有些吃虧。

　　作為國內“老牌”的傳銷組織，“蝶貝蕾”始于2005年，在全國多個省份均有分布。傳銷人員需要購買或讓他人購買其實并不存在的“化妝品”，才能提升自己的等級，并且，拉來的下線越多，自己計酬、返利的比例也越多。

　　“發財夢”看似很美，但在國家有關部門認定的傳銷名單中，“蝶貝蕾”榜上有名。

　　安次區經偵大隊辦案民警肖遙介紹，安次區的“蝶貝蕾”傳銷組織，等級從低至高分別為會員、推廣員、培訓員、代理員、代理商，潘明明屬于代理員，是組織中的“二級頭目”，算是高層了。

　　“蝶貝蕾”的“化妝品”單價2900元，所有收入最終都會匯入“一級頭目”代理商手中。之后，“一級頭目”決定“二級頭目”分得多少錢，以此類推。這意味著，與上級關系越親，到手的錢可能越多，甚至，如果不是老鄉，都可能沒機會當“領導”。

　　不僅如此，吸納新人也常從老鄉、同學等熟人下手。民警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舉例，同為“二級頭目”的吳百有就是另一名涉案“一級頭目”的老鄉，更是高中校友。

　　每個人進入傳銷組織的緣由各不相同。記者梳理發現，這些緣由主要包括戀愛、旅游、求職三種。與陳明霞一樣，吳百有誤入傳銷的起因也是受邀旅游。

　　1989年出生的吳百有本科畢業，身材消瘦。原先他在外地打工，2016年下半年在應邀赴京游玩的路上，一名老鄉稱廊坊距北京較近，便說服他先在廊坊歇一晚。之后他被帶到了位于安次區楊稅務鄉的一處出租農家院。

　　農家院是傳銷組織最小的單位，通常稱作“家”或者“寢室”。慢慢地，吳百有升為寢室長，躋身傳銷組織的“三級頭目”，隨后成了管理多個寢室長的“二級頭目”。這個級別的代價，是他投入了大量金錢。

　　安次區檢察院辦案檢察官總結說，不少傳銷組織成員“來的時候都是受害人”，但有的受害了想逃離，有的卻加入并在組織里發展到了一定級別。

　　新人想逃離組織其實很難。肖遙分析，這些農家院位于郊區或城中村，一般而言，外來打工人員較多，四周是流動的出租屋、郊區、工業區，附近沒有公交車，“一旦進入，新成員很難從窩點里逃跑，跑了也很容易被抓回來”。

　　多名政法干警透露，誤入此地的年輕人，主要是1990年前后出生的大學畢業生，甚至有的來自北京、陜西等地著名高校。

　　吃饅頭要說在吃鮑魚

　　在“蝶貝蕾”傳銷組織里，年輕人會經歷什么?多名辦案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該組織里的第一課是“洗腦”。

　　一名辦案人員說，新人先會被要求在“課堂”上朗讀成功學書籍，甚至背誦上課內容。下課后，新成員回到寢室，而寢室里通常除了他之外幾乎全是被洗腦成功的老成員，“老成員會‘監督’新成員的洗腦程度，等到新成員‘思想穩定’了，守規矩了，才能讓他與其他新成員住在一起”。

　　寢室通常是15~30人，男女混住，條件艱苦。普通成員通常躺在塑料泡沫板上，有時，挑著凌晨或晚上，他們還要抱著“床鋪”到莊稼地里睡覺，去樹林、野地上課。組織里把這種行動叫“拉練”。

　　由于出行“晝伏夜出”，過去一段時間，很少有村民留意過這批年輕人的存在。

　　“發財發財發財”這樣重復的口號成為生活常態，甚至，連吃飯喝水也與發財聯系在了一起。

　　令辦案人員印象深刻的是，有傳銷成員反映，他們喝的明明是白開水，卻被要求大聲說自己喝的是五糧液，明明在吃饅頭，上級卻要求他們認為自己在吃燕窩鮑魚。

　　“大家關系挺‘融洽’的。”吳百有對記者說，農家院里多是老鄉，總有人找他聊天。陳明霞也看到，這里一群年輕人一起玩，每個人都特別有激情，因而她也未過多防備。

　　若有不服氣的，有的成員則會被熱水燙、用打火機燒，或遭到各種方式的毆打。

　　反偵查手段在進入組織的那一刻已經用上了。安次區一名民警透露，只要被騙入農家院，每人的手機、身份證都將被沒收，“上級”規定不能告訴別人真名，相互之間只能稱呼化名。

　　同時，每半個月左右，傳銷組織會將每個農家院的人員調整，加速人員流動，確保同一寢室的人相互難以熟悉。

　　銀行卡也被動了手腳，前述民警說，有的“頭目”會隨機選擇數名成員，讓其告訴銀行密碼，之后這些卡被用于傳銷人員購買產品、相互轉賬。

　　這些方法流傳于各地，不用再重新“發明”。辦案人員說，此次抓獲的一名女生，個子嬌小，一臉單純，但卻是傳銷組織一名最高等級的“一級頭目”。

　　不少成員都試圖提升自己的等級。按照“蝶貝蕾”的規定，“一級頭目”不是固定的，一旦下線達到一定的“業績”，新的“一級頭目”就誕生了。而當熬到“一級頭目”，便可不在廊坊生活，只需要通過網絡、電話作一些決策，比如洗腦、收入方式或窩點選址。

　　相較而言，“二級頭目”必須在廊坊生活，更低層級的“三級頭目”需要時刻監督低層傳銷人員，經常去各農家院轉轉。

　　撈回成本，賺錢，甚至實現“自我價值”——這成為不少人深陷傳銷的理由。

　　辦案民警告訴記者，其實，不少人都知道這是一個騙局，但多名嫌疑人談到了一個普遍心態：不甘心動輒十幾萬元打了水漂，“而唯一撈回錢的方法，是投入更多錢，發展更多下線，慢慢在組織里成為領導，賺其他人的錢”。

　　以往極少認定的罪名

　　“蝶貝蕾”傳銷組織2017年3月發生的一樁刑事案件，加速了它的覆滅。

　　彼時，1993年出生的大學生邱某被同學以求職的名義騙入了“蝶貝蕾”窩點。在安次區楊稅務鄉和平村的一處出租院里，傳銷成員要求邱某入伙，邱某始終不從。

　　多名傳銷人員隨后往邱某嘴里灌水，幾碗水下去，邱某一動不動了。法醫鑒定，邱某系生前頸部受扼壓及異物(胃內容物)吸入致機械性窒息死亡。

　　當年12月，廊坊中院一審判決多名傳銷人員犯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分獲有期徒刑2年6個月至15年不等。河北高院此后維持原判。

　　而在天津，大學生李文星2017年7月因誤入“蝶貝蕾”而意外死亡的事件，亦引起輿論關注。

　　安次區檢察院辦案檢察官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他們經過梳理發現，實際上，2013年開始，轄區內陸續有“蝶貝蕾”的相關案件出現，常見涉嫌罪名是非法拘禁、搶劫等，模式及組織架構十分固定，甚至，一些案件中的名字，在另一個案件里也出現過。

　　這引起了安次區有關部門的關注。隨后，他們匯總了與“蝶貝蕾”有關的所有行政違法、刑事案件資料，試圖梳理每名傳銷人員之間的聯系，最終掌握了三級以上傳銷頭目的大致脈絡圖。

　　被告人山斌林最先出現在政法部門的脈絡圖上。在大學生邱某死亡案件中，一名罪犯供述稱，自己是“三級頭目”山斌林的下線。從山斌林入手，辦案民警陸續又發現了吳百有、潘明明等人。

　　“一個‘二級頭目’不知道上線的真名，一段時間案件僵持住了，后來，我們在他的支付軟件上找到了線索。”該民警說，他發現，一條支付記錄上的數字是2900的倍數。

　　敏感的民警順藤摸瓜，果然，對方是以往傳銷案件中難以查獲的“一級頭目”。

　　嫌疑人陸續歸案。陳明霞那時已離開組織，回到正常生活，而有的人在邱某死亡之后躲到外地避風頭，見到廊坊民警，反而舒了一口氣：“你們終于來了。”

　　辦案檢察官對記者分析，與以往案件的顯著不同，在于此次案件起訴罪名包括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按照法律規定，這個罪名要求嫌疑人至少是“三級頭目”，且組織包含30名以上的成員。

　　“怎么證明有30名以上的成員?得有相關證人證言，并且能和相關書證等證據形成證據鏈。”檢察官表示，但是，一些傳銷成員反偵查能力強，而且人員流動大，有時很難確認彼此真實身份。一旦出事，他們常會先躲到小樹林，這給取證、訊問都帶來困難。

　　檢察官說，這次，安次區相關部門工作力度很大，最后以涉嫌該罪起訴，“確實是一個突破”。

　　多部門綜合治理

　　2018年12月4日，安次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山斌林、吳百有、潘明明、陳明霞于2014年年初至2017年3月在安次區楊稅務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等3項罪名。

　　其中，對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4名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在定罪方面均無異議，陳明霞等人的律師則提出當事人有受人引誘欺騙、已脫離組織等情節，建議量刑時予以考慮。

　　該院刑事審判庭庭長劉磊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以往傳銷案件的被告人多是組織的低層人員，多構成非法拘禁罪、搶劫罪等，能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高級別成員很少，而該案的證據達到了相關定罪標準。

　　案件一審告一段落，不過，在安次區政法委有關負責人看來，這離最理想的局面仍差“最后一公里”。

　　為了解救受騙大學生，這名負責人曾親赴“打傳”前線。他與受騙者談了一晚上，第二天，一部分大學生才聯系了家里，有的則推稱老家村里沒電話，“本來最理想的局面，是解救時所有人都能有家里聯系他們，把他們接回家”。

　　最終，家里能接的畢業生，接回去了;不能接的，受騙者自己買票回家了;實在沒錢，安次區打擊傳銷辦公室先出錢買了車票，再把時間、車次告訴對方家里。

　　一些受騙大學生不愿回家的理由，令人唏噓：有的人沉淪于男女混住，不愿回歸正常生活;有的人家境貧寒，2900元對其分量很重，總是不甘心;有的人做著發財夢，想繼續坑害別人。前述負責人將此問題總結為“打而不散，遣而不返”。

　　每當這時，安次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打傳中隊隊長武斌常跟受騙者談心，“我跟他們說，你去打工，能賺三四千元，你在這待一個月，反而要掏錢，吃的還很臟，十幾個人住一個屋子，甚至不讓你出去。如果正常打工，肯定不會被限制自由”。

　　“人不可能一夜暴富。”武斌說，談心基本是“一對一”進行，否則人一多，受騙者就可能聽不進去。一個窩點十幾人，有時上午解救，要到下午或晚上才能挨個談完。

　　今年的情況已好了不少。多名受訪人士回憶，過去，一些受騙者認為解救人員是“砸了他的生意”，甚至說解救人員才是騙子，有的受騙者則嘴上說不做了，也看著他上火車了，但半路卻又折返回來。

　　事實上，面對傳銷，安次區已采取了一系列行動。安次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稽查局局長王玉江介紹，該區抽調了公安、市場監督管理局等部門力量，成立了一只專門的打傳隊伍，并組織小區、村莊進行反傳銷的大量宣傳。

　　“宣傳了群眾就知道，傳銷人員和普通人有不一樣的舉動。線索也會及時告訴相關部門。”武斌分析，比如，多是群居，一個屋子住十幾個人，而當地普通租房通常是一兩人或一家人住;和人聊天說話，喜歡介紹所謂產品，眼神和舉動也與常人不同。

　　保護年輕人更成了十分要緊的事情。安次區政法委有關負責人對記者說，安次區轄區集中了廊坊市多所高校，為此，他們組織大量人力進高校宣傳，提示畢業生莫誤入傳銷，把預防針打在學生走出校門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