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紀朝 何天嬌 馬曉華 田享華

雖然之前已經預料到會勝訴，但趙正軍對《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記者表示，他19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下稱“北京市一中院”）寄來的行政判決書時，仍然有些激動。

作為家住鄭州的消費者，趙正軍此次起訴衛生部，與去年成為社會熱議話題的“生乳新國標之爭”有關。

未注明起草者的新國標

2010年4月，衛生部發文（衛通〔2010〕7號），公布了《生乳》(GB19301-2010)等66項新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本報記者發現，這66項標準中，共有13項的文件名為各種乳品（含生乳）；另有34項涉及乳品的生產規范或測定；其余的19項標準也大多與乳品有關。

乳品新國標甫一出臺，便引發了爭議。爭議的焦點在于其中關于蛋白質含量和菌落總數的規定。

在新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生乳》中，蛋白質的理化指標為每100克生乳含蛋白質不低于2.8克，菌落總數限量則為每毫升≤200萬。

趙正軍表示，1986年的國家標準中，關于蛋白質的理化指標為每100克生乳含蛋白質不低于2.9克；而2003年《鮮乳衛生標準》中關于菌落總數的限量為每毫升≤50萬。

本報記者查詢發現，1986年，衛生部和當時的農牧漁業部推出的《生鮮牛乳收購標準》中，關于蛋白質理化標準的表述為“≥2.95%”。

至于菌落總數，據《中國衛生標準管理》2010年第三期報道，中國農業科學院專家稱，早在2008年，相關部委基于中國的養殖水平，已將菌落總數修改為200萬。

趙正軍表示，他查詢資料后發現，2010年的生乳新國標中，蛋白質含量遠低于發達國家3克以上的標準，而菌落總數在放寬數倍后，是美國、歐盟(10萬個)標準的20倍。

這樣的結果讓趙正軍不滿意。他表示，他聽說2010年的乳品新國標之所以寬松，是由于其中的生乳、巴氏殺菌乳和酸奶等標準，主要是由一些知名奶企參與起草的。

“新國標會不會被這些企業‘綁架’了呢？”趙正軍注意到，衛生部并未就上述66項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起草單位或個人作出具體介紹（相比之下，1986年的《生鮮牛乳收購標準》則注明了起草單位和主要起草人）。

申請與訴訟

去年12月2日，趙正軍向衛生部政務公開辦公室（下稱“政務公開辦”）提出信息公開申請，要求公開66項新國標的起草單位或起草人、《生乳》標準起草單位對反饋意見中不予采納意見的信息資料、《生乳》標準審查、討論中專業分委員會編寫的會議紀要等政府信息資料。

12月6日，衛生部答復：按照該部信息申請公開管理規定，請趙正軍填寫規范的公開申請表。

趙正軍隨即在衛生部復函提供的表格上，重新填寫了申請內容。

同月23日，衛生部又向趙正軍發來告知書，表示按照“一事一申請”的原則，趙正軍的申請分6個事項，需要分別單獨提出。

今年1月10日，趙正軍向衛生部單獨提出了信息公開申請，要求公開“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審評委員會編寫的會議紀要”。

10天之后，衛生部政務公開辦答復：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審評委員會（下稱“食安國標委”）是負責審查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草案科學性和實用性等內容的技術機構，其會議紀要不屬于衛生部政府信息公開的范圍。

趙正軍對此結果不滿意，遂2月中旬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訴訟，請求撤銷衛生部的信息公開告知書，并判令其公開申請事項，即上述會議紀要。北京市一中院5月4日受理該案，并于本月17日作出判決：撤銷衛生部1月20日作出的《非本機關政府信息告知書》，衛生部須于法定期限內對原告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予以重新答復。

北京市一中院在判決書中稱，本案的爭議焦點為衛生部是否上述會議紀要的制作機關。法院認定，食安國標委的委員由衛生部聘任，其經費由衛生部保障，因此，該委員會系衛生部為履行其制定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法定職責而組織成立的不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專業技術機構。

判決書稱，食安國標委下轄的專業分委員會編寫的會議紀要，屬于衛生部在履行其法定職責過程中制作的政府信息，被告以原告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非由其制作為由不予公開，該理由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

但判決書表示，“因本案不涉及上述會議紀要是否應當公開的問題”，因此對趙正軍要求判令衛生部公開會議紀要的訴訟請求予以駁回。也就是說，判決書僅要求衛生部對趙正軍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予以重新答復。

衛生部相關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衛生部還沒有重新給予答復。正在準備中。會在法律規定的有效期限內給予答復。”

全國律協行政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袁裕來告訴本報記者，從判決的文本看，可作兩方面的解讀：其一是認為衛生部應當公開上述會議紀要，其二是衛生部選擇不公開會議紀要，就必須有更加強勁的事實和法律依據。相應地，從判決的效果來說，衛生部有兩個選擇：其一是直接公開會議紀要，其二是找到新的事實和法律依據，重新做出不公開的決定。

“從判決的效力來看，至少衛生部不能再重復原來作出‘不公開’決定的理由，或者不能找相似的理由。”袁裕來說，雖然判決有兩種理解，但整體上而言，還是相當大的進步，它除了承認行政權在其專業領域的權威，也給予了一定的監督壓力，回到了政府信息公開的立法本意。

新國標真被“綁架”？

這起訴訟將公眾的目光再次引導到2010年乳品新國標制定的過程上。那么，到底誰“綁架”了乳品新國標？

當時參加新國標制定會議的乳業專家魏榮祿告訴本報記者，說“綁架”有點嚴重，但幾家大企業都對新國標產生了影響。他說，當初幾家大企業都參與了新國標的起草與制定。當然起草過程中也征求了社會意見，“但可以想見，企業代表自身利益，很難出臺過分不利于自身發展的新標準。”

廣州乳業協會會長王丁棉也表示，幾家大企業在新國標的制定中占據一定的地位，標準的制定與企業所處的發展狀況有關聯。

而奶源的供不應求也對乳品新國標的制定產生了影響。根據王丁棉以及魏榮祿的說法，當時國內液態常溫奶市場發展迅速，需求旺盛，而不少奶企由于奶源建設跟不上，大量依賴民間散養奶牛，但這依舊不能滿足企業發展的需求。

由于當時很多生乳收自散養農戶，其養殖水平不高、擠奶過程不規范，易導致生乳中的細菌含量偏高。“這種情況下，如果提高菌落總數門檻，必然導致很多牛奶無法使用。”魏榮祿說。

另有一位食品安全專家對本報記者表示，乳品新國標不存在被企業“綁架”的問題，兩年前開始討論這個標準時，有大企業參加也有小企業參加，“之所以把蛋白質含量調低，主要是由于中國的養殖環境、養殖條件都沒有美國等發達國家好。他們的奶牛吃的飼料都比中國的好。只有有了好的飼料，才能產出好奶。事實上，中國的飼料沒有那么強。”

這位專家說：“調低菌落總數，也與中國的養殖環境有關。而關于致病菌的標準制定，我們是與國際相同的，要求非常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