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花錢的地方不能報賬 能報賬的項目可以多開錢

管得“太死”逼科學家做花賬

科研經費的使用過程中一直有經費監管的身影，項目結題時又有驗收的程序把關，為何還會出現“黑洞”？中國青年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現有的科研經費管理體制下，該花錢的地方不能報賬，能報賬的項目可以多開錢，科研人員似乎陷入了財務和管理的雙重困境。

“人頭費”偏少，雇了人卻出不起錢

一些受訪的科研人員提及最多的就是“基本工資低”。

“這是飯碗，你不資助我，我就沒法活。”北京一家研究所的研究員王亶文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搞了一輩子科研工作，最頭疼的就是科研經費。

一家研究所負責薪酬發放的工作人員屈憲(化名)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透露，一名正高級研究人員的薪資應該在1.5萬元到兩萬元之間，其中績效工資占到至少一半的比例，而基本工資僅四五千元。

這就意味著，即便是同樣一個級別的教授，收入也會有差別，申請課題經費多的科研人員，可支配的資金多，用來發績效的部分就多；而課題經費少的研究組，給助手、學生發放的薪資都不會多。

不少跟著導師做科研課題的博士生抱怨導師太摳門，“發不下來工資，請一頓飯就了事兒。”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位年輕的副教授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算了一筆“雇人出不起錢”的賬：經費里的10%限定在勞務費，一個二三十萬元的課題，10%就是兩三萬元；一個課題帶一個博士生，一個碩士生，每人每月1000元，一年是2.4萬元，三年便是7.2萬元。“另外4萬元從哪里來？”

“績效工資從經費中拿，以至于科研人員把本不寬松的科研經費幾乎都用來發工資了。”這位副教授說，一些高校教師本來課時費就少，一個月的基本工資兩三千元，如果沒有科研經費提成，生存都難以為繼。

日前在一次科技創新論壇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政策局局長韓宇透露，在我國科研經費投入中，勞務使用情況占23.6%，而發達國家的比例則達45%。我國科研人員人均每年勞務成本約為日本的1/12，韓國的1/6。

“科技人員的收入與所獲得的經費不成比例。”南京大學教授高抒說，國內掌握一個千萬元級別項目的研究人員，他的工資可能每月2000元，而在美國掌握同等項目的人，可能拿著相當于100萬元人民幣的年薪。

一些科研人員受到誘惑，在國家政策的許可下，抽取了部分資金，用于補貼個人收入。更有甚者，則挖空心思把經費挪作它用。

經費分配成了大牛的“一言堂”

屈憲說，自己所接觸到形形色色的科研人員中，大部分人的收入可以保證。關鍵是，科研人員的績效工資有一定的上限，即便科研項目是一億元，拿到手里的績效工資也不能超過正高級別相應的上限。

“經費下撥后如何使用，一般由項目主持人，特別是學術‘大牛’一人說了算。”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教授這樣解釋背后的奧妙。

熊丙奇說，一般課題組負責人，手下團隊都是年輕教師和研究生，年輕教師評職稱、晉升都受制于課題組負責人，只有等多年媳婦熬成婆；而研究生們論文答辯、畢業、就業都掌握在課題組負責人手中，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足夠放開的空間更多的是給了“大牛”。以段振豪為例，王亶文說：“他是領導，集權以后走財務發票報銷，經費審查起來都會松一點。”

這樣的空間還包括對一些“大牛”課題的驗收。

“大課題小評審，中課題中評審，小課題大評審。”王亶文說，應付課題驗收是這些“大牛”或課題負責人的強項，匆匆拼湊報告、杜撰“成果”，答辯的時候叫上朋友幫忙。

有一次，王亶文一個朋友讓他去當評委。王亶文百般無奈下只好答應，到了現場才發現這是一個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領域，卻要做課題答辯的評委。“我的朋友實際上就是自己驗收自己。”

“立項公關的投入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熊丙奇還指出，由于科研立項中的不合理，科研“大牛”往往加大公關力度，拿到項目經費后，首先要做的事情無疑就是填上窟窿，提前透支課題經費。

即便一部分課題經費進了一些“大牛”自己的腰包，不少科研人員仍不主張對現有的科研體制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而是寄希望于這些“大牛”個人道德水平的提高。

管理“太死”，科研人員被逼做假賬

天津大學化工學院催化科學與工程系主任李永丹教授在博客中講述了一段無奈的經歷。

近日，荷蘭Twente大學Leon Lefferts教授到訪天津，當天下午和李永丹的一些研究生進行座談交流，第二天上午還有一些學術交流。

Lefferts教授在天津的實際花費算下來：住宿費500元，接送和餐館費用900元，晚餐1400元，加上一瓶李永丹自帶的白酒900元，一共3700元。

由于Lefferts教授是順訪，機票可以回去報銷，不用李永丹負擔；去機場接人，是李永丹自己開車；晚餐超標，是因為李永丹有意促成化工學院和Twente大學的本科生教學合作，便請了自己學院的教學副院長參加。

但按照李永丹所在高校的現行財務制度，這3700元無法報銷，這次學術交流的費用全部由李永丹埋單。“因為我們不承擔來賓的機票，接待一事便很難說得通，而晚餐費用超標則更是報不了。”

李永丹很無奈，“由于段振豪的先例，我們顯然再也不敢用其他名目報銷。”

類似的抱怨在內地科研人員之間很常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吳國清就經歷過這樣的情況：有時一次化學實驗所使用的耗材、實驗器材與最初預算所申報的數目很難對應上。科學是不可預測的，如果把數字管得太死，便很難保證科研項目出成果。

香港大學醫學院副教授金冬雁說，近年常常聽到內地同行抱怨，內地科研管理及審計部門對科研經費的預算和執行越來越錙銖必較，使用時如與預算略有不同，無論數量、單價或品牌，都會招來麻煩，動不動就扣錢罰款。

“許多著名科學家都對此提出批評，認為是逼人造假賬，甚至可以說是逼良為娼。” 金冬雁說，這種做法并不符合科研規律，是典型的形式主義和文牘主義，也浪費了寶貴的公共資源。 （記者 邱晨輝 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