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飛虹，58歲，北京保護健康協會健康飲用水專業委員會會長、北京愛迪曼生物技術研究所所長。

　　她的丈夫，李復興，73歲，曾在國家發改委公眾營養與發展中心飲用水產業委員會任職。

　　今年1月初，二人平靜的生活被打亂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個“北京市最會喝水的家庭”透露：他們20年不喝自來水、只喝礦泉水。

　　在公眾的激烈反應下，北京自來水集團出面表態，北京自來水符合國家106項水質標準，請市民放心飲用，并稱北京水質全國最好。

　　趙飛虹隨后公開表示，不喝自來水不是因為自來水不安全，而是覺得喝礦泉水更健康。

　　北京如此。全國各地的水質安全情況如何呢？

　　水源：合格率70%還是5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來龍去脈。

　　幾乎所有專家都一致表示，水源污染，是自來水水質安全最大的問題。如果源頭污染，就會導致后續環節負重難行。

　　76.5%和70%，城市飲用水水源合格率方面最常出現的兩個數字，前者出自環保部《2010年全國水環境質量狀況》，后者曾被衛生部、水利部、住建部等公開提及和使用。

　　但從事水處理研究30余年，并曾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任職10余年的資深水質安全專家白康(化名)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飲用水水源合格率不足50%。”

　　哪個數字更符合實際？

　　2002年6月1日，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頒布的《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正式實施。根據標準，地表水按功能高低依次劃分為五類：一、二類為飲用水，四類為工業用水和娛樂用水，五類為農業用水和景觀用水。爭議就出在三類水上。

　　標準論述：“三類：主要適用于集中式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級保護區、魚蝦類越冬場、洄游通道、水產養殖區等漁業水域及游泳區。”

　　“三類水不能飲用。”白康認為，三類水含有較高的有機化合物，在檢測項目上，此項指標被量化為化學需氧量，也稱耗氧量(COD)。“三類水的COD含量在4~6毫克/升，但我們的常規處理工藝只能處理數值在4毫克/升以內的水。”

　　有機化合物總量超標所引起的反應是復雜多樣的。白康介紹說：“美國環保總署曾發布報告指出，有機化合物有可能致癌、促癌、導致突變，也會降低人體免疫力和生育能力。”

　　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質監測中心專家劉睿(化名)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剔除三類水源，“中國城市水源的真正合格比例會大大降低。”

　　“水源污染太厲害，僅靠一、二類水，量不夠，也不現實。”劉睿坦承，在京津滬廣等多地水困的巨大壓力下，顧不上“吹毛求疵”了。

　　劉睿認為，標準不斷放寬，水源不斷惡化形勢嚴峻。“城市里的工業排污，農村里的農藥污染都在進入水源，雨水浸透后，污染不斷擴大，很難逆轉和修復。”

　　安全水源已成為稀缺資源。在白康看來，地大物博的中國“清水”越來越稀缺。“北方水量不足，地下水被過度開采后普遍出現硝酸鹽超標現象，容易誘發血斑病。南方水系發達，但一些湖泊河流被圈為水產養殖場，飼料中含有的大量蛋白質長期積累，導致氮磷超標很常見。”

　　偶爾在深山老林，可見清澈見底的山泉水，白康都忍不住“連喝帶拿”，“干凈的水源成了奢侈品。”

　　推廣深度處理工藝，錢從哪來？

　　直飲水，一個遙不可及的幻想。

　　“中國內地還沒有一個城市能實現直飲水，都需要燒成開水以后才能飲用。”劉睿笑稱，“總宣傳喝生水不衛生，這是最大的謊言，在歐美國家，很多城市都可以直飲自來水。”

　　然而，即使燒成開水，能殺死的也僅是微生物污染，有機污染物和重金屬離子仍然存在，甚至因為高溫加熱而進一步產生化學變化，加強沉積和突變。

　　如何處理？專家們給出的一致答案是——深度處理工藝。

　　2009年，住建部對全國4457個水廠進行了大排查，但具體調查數據至今仍未公布。據參加此次調查的專家劉睿透露，全國水廠中有75%采用常規處理工藝，23%采用簡易處理或未經處理，采用可以有效去除多種污染物的深度處理工藝的水廠僅為2%左右。

　　“由于水源污染，全國至少80%以上的水廠都迫切需要采用深度處理工藝提高自來水質量，但實際采用的只有2%。”劉睿介紹說，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武漢的部分水廠上馬了深度處理工藝，但仍因管道老舊等原因無法實現直飲水。

　　廣為應用的常規處理工藝已誕生百年，被稱為經典“四部曲”——絮凝(加聚合氯化鋁)、沉淀、過濾(通過石英砂、卵石等)、消毒(加氯氣等)。

　　隨著水源地污染的逐步惡化，“四部曲”也在不斷加量加價，經常出入各大水廠的白康，用“大型化工廠”來形容她的所見所感，數以噸計的化學藥劑被傾倒到蓄水池中，經過一系列處理后，水被輸送到千家萬戶。

　　“燒水后經常可以看到壺底有大量的白色沉淀，有絮凝物，這就是俗稱的消毒劑越用越多的緣故。”白康說，即使如此，水也并沒有真正“消毒”。

　　想要徹底“消毒”，有兩種“升級”辦法需要同時采用。

　　第一是生物氧化，添加臭氧和活性炭，通過二者的吸附作用，減少水中的有機污染物和重金屬離子。“香港就采用了這種過濾方法。”趙飛虹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介紹說，與廣東同樣引流珠江水的香港自來水廠采取了生物氧化技術，所用消毒劑很少，水質也更好。

　　第二是超濾膜處理，通過微孔過濾膜的篩離作用，將含有雜質的水進行過濾，這是目前國際公認的最安全有效的水處理方法。“北京郭公莊自來水廠，也就是第十自來水廠，就采用了這個工藝。”北京供水協會水質工作部部長、原國家城市供水水質監測網北京監測站站長樊康平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介紹說。

　　可是，真正“升級”的水廠鳳毛麟角，即使在“全國水質最好的北京”，同時采用兩種“升級”辦法的也僅有北京第三、第九和第十自來水廠。劉睿表示，資金不足，是技術革新的根本性難題。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占生曾算過經濟賬：技術革新后，每立方水成本上升0.3元左右，加上管道硬件投資，每立方水成本共計上漲0.5元左右，如果按照縣級以上4000余家水廠日供6000萬立方水計算，每年成本增加200億元左右。

　　錢從哪里來？“靠財政撥款壓力太大，提高水價又容易引發老百姓不滿。”在進行全國水廠普查時，劉睿發現，很多縣級水廠經營困難，連消毒劑都不舍得用，堆放在蓄水池邊，應付上級檢查，更何況“出血革新技術”。

　　為提高水質，部分單位和居民區在管網末梢增設了局部處理系統。“加凈水設備，或者自己搞紫外線消毒，但效果良莠不齊。”趙飛虹發現，很多房地產商以此為由提高房價或物業管理費，但實際效果難以驗證。

　　第三方檢測將提高可信度

　　“各項指標均符合飲用水標準”的承諾常出現在各地地方政府的口中，但它并不能平息公眾的懷疑和擔憂。

　　今年1月15日起，北京市自來水集團將首次通過門戶網站向社會公布供水水質信息，每季度一次。顯然，在猜測和質疑聲中，北京市自來水集團希望通過信息公開贏取信任和支持。

　　但專家們并不買賬。“意義不大。”劉睿認為，這是一次進步，但不解決“自監自測”的問題，可信度仍是軟肋。

　　目前，我國水質安全施行“三級監測”制度：第一級，在生產一線，由工人每半小時進行一次檢測，項目主要包括消毒劑、渾濁度等感官指標；第二級，由水廠化驗室每日進行一次檢測，項目主要包括微生物、有機化合物等9項指標；第三級，由自來水集團水質監測中心進行檢測，主要項目包括自2012年7月1日起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中規定的106項監測內容。

　　“三級監測”制度看似嚴絲合縫，但“所有監測程序都是在水廠內部完成的，所謂的監測中心，包括住建部水質中心的國家監測站和地方監測站，實際都是地方水廠的內部水質監測部門。”白康稱之為“兩塊牌子，一班人馬”。

　　除了“三級監測”制度，供水企業的主管單位住建部每年還會進行一次省級交錯檢查。樊康平介紹說：“為了以示公正，縣級以上全部城市進行交叉監測，比如A省監測B省，B省監測C省，A、B省不能互派。”

　　但作為主管單位，住建部同樣是利益相關方。

　　2009年，全國水廠普查數據并未公開。2012年5月，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質監測中心總工程師宋蘭合曾透露，2009年全國普查涉及的4000余家水廠中有1000余家出廠水質不合格，引發了公眾普遍關注。

　　隨后，該機構主任邵益生稱，2009年水質普查合格率為58.2%，但2011年住建部又對占全國城市公共供水能力80%的自來水廠出廠水進行了抽樣檢測，水質達標率為83%。

　　最后的關卡是衛生部下屬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省、市、縣都有各級疾控中心，每年做一到兩次的水質全分析。”曾多次參與此項工作的白康介紹說，作為“局外人”的疾控中心成為最客觀公正的檢測方。

　　但據白康介紹，監測結果并非公開，而是交由各地政府部門，“政府說能公布再公布。”

　　此外，疾控中心也并非真正身處“局外”。據白康了解，除中國疾控中心外，各省、市、縣級疾控中心的財政撥款并非由衛生部下撥，而是由各級地方政府撥款。“地方政府既管著水廠，又管著疾控中心，它會不會有顧慮？尤其是監測結果不樂觀的時候”？白康說，從未見過有監測報告說某地水質不好。

　　如果按照這種邏輯，那么無形中，某些地方政府就可能會成為利益中轉站，把水廠和疾控中心拉到了一條船上。

　　多年來，業內專家都在積極呼吁“第三方檢測”。“不是監察測量，而是檢查測量。”在水質檢測實驗室工作的趙飛虹解釋說，“由中立的實驗室承擔檢測任務，政府、水廠、公眾都可以拿樣本到這里檢測，實驗室只是技術部門，不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

　　但現實是，“我們實驗室可以檢測，但結果很容易被官方推翻，因為我們不是國家授權的權威機構。”趙飛虹對此很無奈。

　　獲得國家授權并不難，樊康平介紹說，“通過國家技術監督局的資質認證就可以。”但不可忽視的現實是，“全國獲得授權的實驗室不足百家，都在水務集團。”劉睿稱。

　　管網老化影響水質

　　供水管網如同四通八達的城市血脈，將自來水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千家萬戶。

　　宋蘭合曾公開表示，住建部(編者注：應為建設部。1988年，建設部設立；2008年，“建設部”改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簡稱“住建部”)在2002年、2003年曾調查數百城市的供水管網，發現不符國標的灰口鑄鐵管占50.80%，普通水泥管占13%，鍍鋅管等占6%，低質管網共計占比約70%。

　　管網老化首先會導致泄漏。白康說：“北京市的漏水率都在20%左右，別的地方應該更多。”更嚴重的是，管網老化導致二次污染事件頻發。

　　以北京為例，在水資源極度緊張的現實壓力下，北京不得不從多地調配水源。根據北京市自來水集團公布的信息，目前北京自來水水源多達22處。“北京的水是多方勾兌出來的，硬度很高，當然，這個情況在全國都很普遍。”白康介紹說，勾兌后，經由全市聯網的供水管道，自來水進入小區。

　　白康回憶說，“各地的水都好著呢，但勾兌在一起易發生反應，管網更易被腐蝕了。”

　　據樊康平介紹，供水管網在長期使用中會形成很厚的沉積管壁，即通常所說的水垢。“主要成分是混凝劑、鐵、鈣、鎂等，在水的腐蝕指數發生變化時，管壁就被破壞了，污染了水。”

　　除了水垢，管網老化會導致管體變質和脫落，降低水質。“自來水經管網流到水龍頭，水質合格率至少會下降10%。”白康介紹說，近十年來，全國進行了大范圍的管網改造，合格管網的比例有所上升，現在，全國低質管網和超年限服役管網仍有不少。

　　管網改造是一項耗資巨大的系統工程。“要開膛破肚，很多在商務區底下、住宅區底下、公路底下，更換成本巨大。”樊康平介紹說，2011年，北京市投資7億元，在兩年內改造750余公里供水管線。“其他地方有沒有這個財力和能力？”

　　2002年，北京就開始為南水北調所帶來的新水源做準備。“在湖北丹江口做試驗，投入300多萬建設基地，就怕管網出問題。”樊康平透露說，為盡可能模擬現實情況，干脆切了一段北京供水管網，運送到湖北丹江口，以確保無虞。

　　二次供水該誰管？

　　二次供水被稱為自來水全產業鏈的“最后一公里”，但往往最后的環節，最容易被忽視。

　　由于市政供水管網壓力不夠，城鎮六層以上的建筑都需要借助二次加壓實現供水，具體方式是在管網末端建設蓄水池或水箱，通過水泵等設備加壓，使自來水“水往高處流”。

　　雖然二次供水已經在全國廣泛應用，但在相應的法律法規和管理責任上，卻一直處于空白地帶。“目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針對二次供水的技術要求和建設標準。”劉睿介紹說，僅在《建筑給水排水設計規范》(GB50015-2009)中可見部分要求。“也很籠統。”

　　無法可依，導致二次供水的蓄水池、水箱和相關設備都以地產開發商所建為主，標準和式樣五花八門。

　　“北京、上海等城市要求實行衛生許可。”劉睿介紹說，二次供水設施使用的過濾、軟化、凈化、消毒設備、防腐涂料，必須有省級或以上衛生部門頒發的“產品衛生安全性評價報告”，但實際上，并沒有部門監察和管理。“一個城市有多少二次供水點都是糊涂賬。”

　　誰該管這件事？幾位專家的意見都不統一。劉睿認為，應由住建部管理，因為“自來水廠歸住建部，二次供水是自來水廠的延伸。”趙飛虹認為，應由衛生部管理，因為“衛生許可證由衛生部頒發，代表權限審核”。白康認為，應由城市建設部門管理，因為“二次供水屬于城市公共設施建設，以片區為單位。”

　　最終，城市二次供水成為監管空白，無人負責。

　　在主體不明晰的情況下，二次供水設施按照權屬分類，單位的二次供水管理由擁有單位自己負責，居民住宅小區的二次供水設施由開發商負責建設，交由物業公司管理，具體的管理效果和責任無法得到保障。

　　按照這種管理機制，“幾乎能出的問題都可能會出。”白康介紹說，假如二次供水設備出現違規產品，本身就含有有害物質。蓄水池和水箱也漏洞百出，有的設計過大，導致水停留時間過長，影響水質；有的無密封防污染措施。“最常見的是無人管理，無人清洗消毒，水箱內都是淤泥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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