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史上最嚴的“限抗令”，正面臨一場同樣嚴酷的“軟抵抗”。

　　日前，衛生部本年度對“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的專項整治活動督查結束，正進行效果評估。

　　抗生素濫用的問題，再度引發民眾高度關注。南方日報記者調查發現，抗生素濫用現象整治難，源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業內專家則指出，當前的整治工作要想收到實效，須過“三重門”。

　　●南方日報記者 趙兵輝 實習生 李興麗

　　醫生變著法子開處方

　　來自青海的張小姐近日感冒流涕現象嚴重，即前往住所附近的醫療服務中心看醫生。而醫生開具的處方卻讓張小姐很是迷惑：“這處方上明明沒有頭孢啊，可是我卻拿到了頭孢。”

　　一位不愿具名的醫生告訴記者，上述情況在臨床治療中十分常見。由于抗菌藥物整治的政策并未觸及“以藥養醫”體制，所以盡管“限抗令”對醫院的抗菌藥使用作出了嚴格規定，但始終難以對抗醫生依靠藥品“回扣”為生的頑疾。而抗菌藥物由于見效快、價格高，始終是醫生難舍的常用處方藥。

　　對于醫院來說，限制抗生素的使用，更好比是挖掉了一塊“心頭肉”。中國藥學會發布的《2009年－2011年抗菌藥臨床使用情況初步分析》顯示，在其樣本醫院中，抗菌藥物(不含抗真菌藥)占醫院藥品總金額的年平均份額為19.3%，遠高于國際一般水平。

　　“三級醫院中，抗生素占全部藥品收入的30%左右，而二級醫院可能會達到40%，就住院患者而言，其花在抗菌藥物上的費用更是占總費用的一半以上。”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

　　于明德稱，不少醫院還采取將抗菌藥物使用率限制平均到每個科室、選用DDD低的抗菌藥物、為達到DDDs指標而盲目減少抗菌藥物用量等辦法，以應對檢查。在他看來，針對抗生素濫用的專項整治，未能清除其被濫用的“病因”——“以藥養醫”體制。

　　藥企千方百計“做工作”

　　“限抗令”的實施，最為緊張的莫過于抗生素制劑企業。根據記者了解到的信息，在“限抗令”出臺之前，各大藥企便紛紛出動去相關部門公關。而如今，“限抗令”已下，各路藥代則為了銷售抗生素而千方百計“做工作”。

　　我國每年生產抗生素原料大約21萬噸，目前，抗生素類藥品已達到幾百種之多，其中常用的在130種至140種之間，大型抗生素制劑企業包括哈藥、華藥、上藥等。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抗生素市場已經超過800億元，絕大部分抗生素為處方藥，是醫院用藥的支柱。在所有藥品消費前十位中，頭孢拉定、頭孢曲松等抗菌藥物占去半壁江山。

　　“藥企和醫生之間已經達成了一種默契。”上述知情人表示，以售出一支價格30元的消炎藥為例，醫院或科室就有5元提成，每次使用4支計算，院方就有20元的提成。而因為看重門診和病房醫生的處方權，藥企往往也會給醫生一定的好處，作為多開藥的“鼓勵”。

　　多位業內人士指出，在這一現狀的背后，是在“以藥養醫”的體制下，醫生的處方行為深受藥品“回扣”影響，傾向于開貴藥和多開藥。而抗菌藥物使用量大、利潤率高，“回扣”更多，從而引導醫生在診療中更多使用此類藥物。

　　終端管控短期難見效

　　“限抗令”，還在遭受來自零售終端方面的阻力。

　　在記者走訪的藥店中，有的可以毫無阻攔地買到阿莫西林等抗菌藥物，有的藥店即使表示需要醫生處方才可買藥，店員也會進行“疏通”。記者在石牌的一家藥店遇見一名高姓店員，高小姐表示：“我們還是希望給你們消費者方便啊，需要處方也可以疏通的。”隨機找店內的另一名員工寫了“處方”，記者拿藥走人。

　　藥店把關失靈的背后，是老百姓多年來不科學的用藥習慣。從醫十多年的李醫生告訴記者：“這么多年來老百姓都習慣了，有什么頭疼腦熱就吃消炎藥，見效快也容易買到，加上很多抗菌藥對品牌的打造，大眾已經形成了一種辨識度，像條件反應似的，買消炎藥就買抗之霸。習慣的力量是強大的，需要一定時間的用藥常識去普及才能扭轉。”

　　李醫生表示，除了回扣的誘惑，患者的“求饒”也讓醫生很“無助”。據其介紹，在門診中經常遇見主動要求使用抗生素的患者：“急于康復的患者很難被勸服，甚至求我們開藥，甚至明確表示，只有頭孢管用，我一個大人又不是天天吃，沒那么可怕，您就開吧！”

　　上述情況并非孤例。由中國非處方藥物協會、中國醫藥質量管理協會等聯合發布的《2010年中國家庭藥箱調查》顯示，79.4%的居民有自備抗菌藥物的習慣，75.4%的居民在本人或家人有炎癥或感冒發燒時，會自行服用抗菌藥物。而這一習慣，則給“限抗令”的實施又蒙上了一層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