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市起起伏伏，好似霧里看花；假按揭是否存在，各方人士爭得面紅耳赤。京城最大假按揭騙貸案的一審落槌，恰到好處地為人們撥開了云霧。

　　判決書呈現的事實發人深�。涸谶@起騙貸16億元的“大戲”中，除了套取貸款目的明確的房地產開發商外，銀行職員、虛假購房者等也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有人說，回顧整個事件過程，只要一個關口把住了，驚天大案可能就不會發生。問題是層層關口被輕松攻破，“利”字面前，社會誠信、審查職責、監督職能都被遠遠拋到了腦后……

　　應審視法規制度層面的紕漏

　　近期，“房市小陽春”的言論風起云涌；與此同時，多組數據也引起了社會的極大關注：截至4月27日，北京房地產交易管理網的“期房退房公示”中共有1759條退房記錄；據南京當地媒體報道，4月以來南京新增退房共計66套，加上前期搖號未售出的，退房總量達到183套，創下了今年的新高。

　　業界和關注房市的人們就“小陽春”是來自于需求還是假按揭產生了激烈爭辯。一方認為，“小陽春”是近兩年處于“觀望”和“被壓抑”的剛性需求的釋放；另一方則認為，“小陽春”是人為營造的，是開發商假按揭的“功勞”。高退房率充分說明，假按揭貸款無法支撐下去，開始徹底暴露。

　　“虛假按揭貸款案件開始暴露，數量明顯增多”，最高人民法院有關人士近日公開發表的言論，似乎就是一個印證。

　　據業內人士分析，假按揭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房地產開發企業方面看，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長期套用銀行資金，而且還可能因此節省數目可觀的利差。

　　從銀行方面看，有些銀行明知是假按揭也照辦不誤，個別的還主動出主意，幫助開發商作假。同時，審查把關不嚴，也給假按揭造成“可乘之機”。本來，個人辦理住房貸款有一套嚴格的審批程序和手續，但一些銀行經辦人員往往讓開發公司的售樓員代辦，購房者只需提供相關證件后在貸款合同上簽個名字就行了，既不與當事人見面，又不對貸款人情況進行核實。

　　任何不良現象的發生本質都是一個法規和制度的問題。事實證明，正是金融領域相關法規的不健全，使得假按揭成為一種頗具“可行性”的融資方式。因此，我們首先應該審視的是法規和制度層面的紕漏，而不應僅從道德角度去評判開發商。

　　非常案件

　　在案發4年之后，“森豪公寓”騙貸案主犯鄒慶等6名被告人于近日迎來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

　　2005年初，北京森豪公寓項目被爆房地產商和銀行職員聯合制造假按揭，騙取銀行按揭資金7.5億元，之后10余人陸續因此被捕。2007年9月，牽涉其中的3名銀行放貸職員因國有企業人員失職罪被判刑。

　　一審的判決結果并不出人意料，“森豪公寓案”的主角———原北京華運達經貿發展公司法定代表人、北京華運達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華慶時代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鄒慶，犯有信用證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兩罪并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另外5名被告人被法院分別以合同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判處4年至1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00余名虛假的購房人未被起訴。

　　令人震驚的是，和公眾熟知的所謂“7億騙貸案”的說法不同，判決書所載明的數字翻了兩番多：鄒慶合同詐騙的涉案金額高達15.6億元，另有信用證詐騙涉案金額803萬美元。中國銀行也并非惟一一家被騙金融機構。

　　騙貸16億并非一招兩式3家銀行先后落入陷阱

　　盡管中國銀行北京分行并非第一個受害者，但“森豪公寓貸款案”正式浮出水面卻是自中行始。

　　2005年初，在中國銀行申請上市期間，國家審計署受命對中行進行了一次內部審計，森豪公寓虛假按揭的問題就是在這次審計中被暴露在了公眾的視野之中。隨后，“森豪公寓貸款案”成為公安部重點督辦的大案，北京市檢察機關也同時立案偵查，相關涉案人員先后被羈押和逮捕。

　　2005年4月，中國銀行對外披露稱：從2000年12月至2002年6月，由鄒慶擔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華運達房地產開發公司，以森豪公寓為幌子，采取假按揭的方式，從中行北京市分行申請按揭貸款199筆，涉及公寓273套，形成風險敞口6.449億元。

　　經法院審理查明，在該案中，為了獲得貸款，鄒慶指使公司職員雪衛星、王育紅使用偽造收入證明、首付款證明，并虛構了森豪公寓商品房銷售的事實，用簽訂虛假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方法，從中國銀行北京市分行騙取個人按揭貸款6.4億余元。同時，鄒慶還利用自己華慶時代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的身份，以同樣的手段虛構了華慶公寓商品房銷售的事實，從中國銀行北京市分行又騙取了個人按揭貸款1.07億元。

　　截至一審判決日，華運達房地產公司已累計歸還本金人民幣6517萬多元，尚有貸款本金總額人民幣約5.8億元沒有歸還；華慶時代投資公司累計歸還貸款本金人民幣僅

　　1329.45萬元，尚有本金近9400萬元沒有歸還。

　　至于這些錢的去向，據鄒慶自己說，并沒有用在兩個項目的開發上，而是用在了上海、北京、成都和山西等地的項目投資，只是這些投資均以失敗告終，結果導致華運達公司無力再償還中行的貸款。

　　不幸的是，中國銀行北京分行并非惟一的“上鉤之魚”。

　　根據相關部門查明的事實，1994年至1998年期間，鄒慶擔任北京華運達經貿發展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時實際控制著北京賽格納經貿發展有限責任公司等關聯公司。利用這一身份上的“優勢”，鄒慶利用自己控制的關聯公司進行相互擔保，并采取用后貸還前貸的方式，以開發森豪公寓、太利花園項目的名義，先后從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城市信用社(現北京銀行中關村支行)、北京城市合作銀行展覽路支行(現北京銀行展覽路支行)騙得貸款8億余元。而相比這個巨大的數字，案發后被追繳回的款項實在少得可憐，僅為人民幣1.6萬元。

　　在法院認定的罪名中，還有一項為“信用證詐騙罪”。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分行、漢中分行，就落入了鄒慶等人所營造的信用證陷阱之中。

　　這一罪名還要追溯到1998年。當時，鄒慶與北京華運達經貿發展公司總經理、北京賽格納經貿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韓智德，虛構了進口貿易事實，利用交納保證金后，提供虛假信用證項下附隨單據的手段，騙取農行北京分行、漢中分行開立的遠期不可撤銷信用證，并在香港議付后非法占有資金803萬美元。

　　銀行職員因失職領刑虛假購房人未被起訴

　　3萬多字的判決書顯示，鄒慶騙貸的方式是，發動職工以個人名義購房，公司提供首付款和假收入證明。

　　事實上，在森豪公寓審貸期間，虛假按揭的蛛絲馬跡并不難發現。那么，面對上百份漏洞百出的偽造材料、合同，銀行就真的一點沒看出來嗎？鄒慶又是怎樣屢屢過關的呢？

　　原中國銀行北京分行消費信貸業務科科長尚進在法庭上向大家揭開了其中的玄機。尚進稱，從有的材料上可以發現，申貸人學歷不高、年紀輕，但收入很高；銀行回訪鄒慶提供的申貸人時，這些人均否認買房。

　　雖然其中破綻明顯，可為了完成當時銀行制定的高指標，應對各行之間的激烈競爭，銀行對此并沒有深究。而且，據尚進說，開發商以小業主名義貸款融資的現象其實并不少見，當時各個銀行的做法也都如出一轍。因為鄒慶等人經常通過領導催他們快點放款，他和其他辦事人員只能是盡快放款，這不是他一個人能夠左右得了的。

　　2007年9月，因在審批向森豪公寓和華慶公寓房地產項目發放個人住房貸款的過程中嚴重不負責任，沒有認真執行銀行信貸制度，導致銀行貸款本金損失6.3億余元，中國銀行北京市分行尚進等3名職員均以國有企業人員失職罪領刑。

　　與尚進等人同時被判的還有兩名律師。法院認為，他們沒有盡職審查。

　　但是，公訴機關并沒有對200余名虛假購房者予以起訴。據稱，這主要是由于在該案中，檢察機關認為這是一起單位犯罪，按照相關法律的規定，在單位犯罪中，僅對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這兩類自然人判處刑罰。而虛假購房人并不屬于上述兩類人，因此不屬于單位犯罪刑事責任的承擔對象，他們或法律意識淡薄，或迫于公司壓力才充當虛假購房人，因此不予起訴。

　　是否騙貸引民刑之辯判決書未采辯方觀點

　　據了解，在“森豪公寓案”的審理過程中，控辯雙方曾對該案究竟應該定性為刑事犯罪還是民事糾紛的問題，產生了極大的爭議。

　　鄒慶的代理律師劉汝忠認為，對于虛假按揭一事，檢察機關以合同詐騙罪提起訴訟，而合同詐騙罪有一個核心問題就是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有無詐騙行為。在這起案件的貸款過程中，銀行工作人員明知鄒慶是在虛假按揭，因此并不存在隱瞞真相或詐騙的事實。

　　“在當時銀行對個貸規模放開的特定情形下，借用居民身份證辦理按揭貸款是當時房地產行業的慣例。銀行為了贏得競爭，獲取收益，也是把這種借名按揭貸款作為一種貸款模式，對于所謂的規章制度往往就睜只眼閉只眼了。”劉汝忠說，銀行工作人員明知是“假按揭”還照樣放貸，也成了開發商與銀行之間并不少見的一種“默契”。據此，鄒慶應該承擔的是民事責任而不應該承擔刑事責任。

　　對于律師的觀點，法院在判決書中進行了反駁。法院提出，雖然鄒慶的公司與北京銀行兩個分行的貸款合同從形式上看并不違法，但根據鄒慶以前的供述及兩個分行行長的證言，當時銀行貸款給鄒慶的公司主要是由于鄒慶提出開發房地產項目需要大量資金，而鄒慶在獲取貸款后只將少部分貸款用于房地產開發，其余部分資金被轉移至鄒慶在香港成立的香港華運達公司，部分資金借給他人使用，造成巨額資金不能歸還的結果。

　　此外，銀行工作人員雖然有失職行為，但這并不能否定鄒慶公司的犯罪行為。而且，銀行工作人員也因其失職行為得到了應有的處罰。因此，法院認為鄒慶代理人的意見沒有法律依據，不予采納。

　　案意

　　如果不是開發商資金鏈出現了徹底斷裂，虛假按揭這個公開的秘密，經常被作為經濟糾紛來處理，甚至被作為房地產開發商籌措資金的手段。

　　一切弊病都有主觀原因。在假按揭的操作過程中，一方面有開發商迫于資金壓力不惜損害行業誠信和市場健康的短視行為，也有部分銀行心存僥幸、不顧金融風險的功利因素。

　　此案中，上百份漏洞百出的偽造材料、合同一路綠燈暢行無阻，就是最好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