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的小屋，碧綠的湖水……陳堅松那間不足10平方米的服裝店里，掛著兒子陳宏龍留下的這幅拼圖。9歲的小宏龍被白血病奪去了生命，拼圖寄托著他對這個世界的眷念。

　　陳堅松一家生活在遠近聞名的“電子垃圾鎮”——廣東省汕頭市潮陽區貴嶼鎮。自上世紀90年代初，貴嶼開始拆解從世界各地購進的廢舊電子電器和塑料，拆解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污染物也隨之彌漫全鎮。鎮上大大小小的河涌都變成了黑黝黝的水塘，居民只能到臨近鎮子購買飲用水。

　　2007年4月15日，美國《環境科學與技術》雜志發表了香港浸會大學裘槎環境科學所黃銘洪教授研究組關于貴嶼有機毒物污染的研究報告：貴嶼土壤中二惡英類（dioxins）的含量明顯超過美國、加拿大等國規定的限值。

　　二惡英類是一類毒性極大的有機物，具有致畸、致癌、致突變的作用。越南戰爭中美國大量使用的橙劑即含有二惡英類。

　　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所傅家謨院士曾在2006年10月底舉行的南沙科技論壇上透露，廣州市大氣中二惡英類的最高濃度已超過日本規定的限值，而廣東某電子垃圾高風險區二惡英類濃度更是廣州市的三四十倍。有媒體甚至稱其為“全球空氣最毒之地”。

　　事實上，二惡英類等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的污染不僅僅是貴嶼鎮或廣州市的問題。2007年1月，深圳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張建清博士發表在《臭氧層》（Chemosphere）雜志上的研究論文表明，珠江三角洲已經有魚類的二惡英類含量超過歐洲標準，如大亞灣的紅笛鯛。

　　傅家謨院士及其同事在國內外雜志上發表的系列研究則提出，過去20年來，珠江三角洲多氯聯苯等有機污染物的污染程度上升，與這一地區經濟快速發展而環保措施相對滯后密切相關。

　　面對貴嶼電子垃圾拆解造成的嚴重污染，廣東省和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提出了“變堵為疏”的策略。2005年12月,貴嶼被國家發改委列入首批循環經濟試點。

　　陳堅松是貴嶼鎮鎮中心華美村的村民。在他看來，華美村這兩年采取了改進拆解工藝等措施，污染排放已經有所緩解。

　　不過，在華美村周邊的南陽、北林等村子，依然有很多家庭作坊采用簡易、落后的拆解工藝。

　　2007年4月，筆者在汕頭大學長江新聞學院首屆“長江環境健康報道獎勵計劃”資助下，前往貴嶼進行采訪。這項獎勵計劃旨在推動中國媒體對環境健康問題的關注。

　　南陽村的一個作坊里，來自四川省古藺縣的楊朝華將線路板放在煤爐鐵板上加熱，焊錫熔化后，再用鉗子取下線路板上的配件。和別的農民工一樣，楊朝華連口罩都沒有戴。到貴嶼打工已經十來年的他知道拆解電子垃圾有害健康，但“每天40多元的收入總比在老家種地要好”。

　　在緊鄰北林村的普寧市南徑鎮龍門村，一些“燒板”作坊甚至沒有抽風的煙囪，整條大街充斥著刺鼻的臭味，幾乎令人窒息。

　　香港浸會大學黃銘洪教授的研究指出，“燒板”是電子垃圾拆解過程中污染最嚴重的環節之一，會產生高劑量的二惡英類等有毒物質。

　　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居民的健康狀況可想而知。貴嶼鎮上開有多家診所，幾乎每家診所都人滿為患。好幾位醫生都說，這當中呼吸道感染的患者尤其多。

　　2007年3月28日，美國《環境與健康展望》雜志網絡版刊登了汕頭大學醫學院中心實驗室霍霞教授等人的一篇論文。據該文披露，貴嶼鎮兒童血鉛值大于每升100微克安全值的比例高達88％，而臨近的陳店鎮這一比例約為38％。

　　呼吸道感染和兒童血鉛值超標只不過是貴嶼人健康問題的冰山一角，癌癥已在頻頻襲擊這個珠江三角洲小鎮及其周邊地區。

　　前面提到的貴嶼鎮華美村兒童陳宏龍，5歲時在汕頭市中心醫院被查出血癌——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幾年來耗掉了數十萬元醫藥費。去年夏天，華美小學校長等多位熱心人士曾組織募捐，送他到廣州市的南方醫院醫治。但幾個月后，醫生們已是回天乏術。

　　離開醫院后，懂事的小宏龍還惦記著遺失在病床的一個水瓶。他知道家里早已窮困不堪，“瓶子可以賣錢的”。回家不到一個小時，他就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我不愿”。父親陳堅松說，兒子不愿意死去。

　　在貴嶼鎮華美村，陳宏龍并不是唯一患上白血病的孩子。汕頭市中心醫院、汕頭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等醫院的兒科均收治過華美村的兒童白血病患者。

　　汕頭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兒科主任醫師林若玲說，這幾年她就曾治療過4名華美村的白血病兒童。貴嶼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說，貴嶼鎮乃至潮陽區不時有人患上癌癥，“包括當地的領導”。

　　不過，貴嶼10多年來的環境污染是否已經造成癌癥高發，仍屬待解之謎。貴嶼鎮分管衛生和環保的副鎮長陳輝通說，鎮上并沒有癌癥發病和死亡方面的數據統計。在汕頭市幾家大醫院，也很難統計近年來到底有多少兒童白血病患者和其他類型的癌癥患者。

　　據林若玲分析，污染是否致癌需要長時間的跟蹤研究，并且克服各種阻力；此外，貴嶼有大量外來務工人員，他們患癌癥后往往回老家醫治，還有很多通過拆解電子垃圾致富的本地人要么已經搬離貴嶼，要么看病時直接去了廣州或深圳，都很難跟蹤。

　　類似的困境在很多地方都存在。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楊功煥及其同事繪制的“中國死亡地圖”，從1991年至2000年，肺癌、肝癌、乳腺癌等疾病的死亡率繼續呈現上升趨勢。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在2006年6月28日的全國加強免疫規劃工作研討會上稱，我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疾病登記系統，不能實時、動態和準確地反映居民癌癥及其死亡率、死亡原因的變化，通過現有數據無法系統解釋某一地區癌癥或其他疾病的高發原因。

　　2004年前后，國內許多媒體報道了淮河流域出現的“癌癥村”。2005年，衛生部專家組前往淮河流域重點地區進行惡性腫瘤現場流行病學調查。調查結果初步提示，淮河流域一些村落的癌癥發病可能與水污染有關聯。相關研究仍在繼續。2006年年底，楊功煥研究員牽頭的《淮河流域水污染與腫瘤的相關性評估》還得到了“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課題數百萬元經費資助。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環境與健康相關產品安全所何興舟研究員曾經參與過淮河項目的討論。據他透露，盡管有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等高層領導的批示，專家組在淮河開展工作時還是困難重重，當地缺乏歷年的腫瘤發病資料，污染方面的數據也不完整。

　　“環保局管的是污染，衛生部管的是癌癥，什么樣的污染造成什么樣的疾病？污染和癌癥兩者之間的研究幾乎是空白，在國外卻有專門的研究。咱們不是說以人為本嗎？人命值錢啊，我們這方面的統計機制還遠遠沒有到位”。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2006年12月舉行的第一次全國環境政策法制工作會議上這樣說。

　　確定癌癥高發與環境污染的關系，常常需要二三十年以上的研究。但在偌大一個中國，研究人員持續關注的癌癥高發研究現場屈指可數：云南個舊錫礦肺癌高發與井下輻射污染，云南宣威農村肺癌高發與室內燃煤污染；江蘇啟東肝癌高發與飲用水污染；河南林州食管癌高發與飲用水污染……

　　所幸的是，污染致癌等環境健康問題已經引起環保總局和衛生部等主管部門以及高層領導的重視。2005年1月，環保總局成立了專門的環境健康與監測處。2007年2月,環保總局又與衛生部聯合制定了環境與健康工作協調機制。

　　據中國環境監測總站魏復盛院士介紹，淮河流域水污染與腫瘤研究正成為衛生部門和環保部門攜手合作的范本之一，衛生部下屬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要研究癌癥是否高發，環保總局下屬的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則主要研究污染物的暴露評價和控制。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環境健康工作正在補課。美國早在1991年至1994年，就投資數千萬美元開展二惡英類對人體健康影響的評價研究。日本環境省環境與健康部2004年的經費預算則約合24億元人民幣。而國家環保總局2006年8月在全國環保科技大會上發布的一份交流材料透露，近30年來該局環境與健康科研投入不足 1000萬元。

　　環保總局的這份交流材料還提到環境健康工作存在的諸多問題，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為了切身利益，不愿承認環境對人體健康的危害，不僅不支持、不配合開展環境健康調查，對重大的事故還采取瞞報。

　　“我們保護環境，歸根結底是為了保護人民的身體健康，”魏復盛院士說，“但要想弄清楚環境污染與健康損害的關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廣東汕頭貴嶼鎮，一些靠拆解廢舊電器發財的人已經遷到廣州、深圳等地，但陳堅松一家仍然留在那里生活。小兒子的白血病耗光了全家的積蓄，年僅16歲的大兒子已不得不輟學在鎮上一家私人電器拆解作坊上班。

　　華美村那些黑黝黝的水塘散發著陣陣臭味，附近的村子也不時飄來縷縷烏煙。陳堅松知道，如此骯臟的水和空氣肯定對健康有害。他惟一的心理安慰是喝烏龍茶：“這里環境比較糟糕，喝茶可以解毒。”盡管他不清楚，這種說法是否有確鑿的科學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