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不少孩子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考試，也被考生家長形容為“心力交瘁”。“小升初”有多難？一位家長這樣形容：“不曾經歷過的永遠不能體會個中艱辛。”
其實，這場“艱辛”的考試并不需要試卷，而是劃片就近入學、推優隨機入學。很多家長認為，它難就難在不考試。
造成“小升初”亂象最根本的原因是變相的重點學校制度，導致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差距太大，從而造成家長不得不擇校的倒逼機制
記者：從孩子升入小學開始，每一個家庭就開始陷入“小升初”焦慮，“奧數”、“考級”，各種培訓班輪番上，“占坑班”擠滿了焦急的學生和家長。“小升初”越來越體現出以家庭為單位“集團化作戰”的傾向，不少人認為，這是一場“拼關系”的比試。“小升初”困境透露出的究竟是什么？
楊東平：造成“小升初”亂象的原因，固然有獨生子女政策、高考制度、就業競爭，以及名校情結、精英主義價值觀以及公眾對教育的多樣化、選擇性需求等社會和文化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變相的重點學校制度，導致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差距太大，從而造成家長不得不擇校的倒逼機制。如果從上世紀90年代末起堅決執行取消重點學校、高初中脫鉤的政策，用10年左右的時間，本來是有可能緩解這一困境的，如銅陵等城市已經做到的那樣。
程方平：“小升初”原本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教育現象，只是近年來從高考依次緊張下來，加上擇校問題日趨激化，所以不僅“小升初”緊張到了極點，“幼升小”也開始高度緊張了。有緊張本不是大問題，過去的緊張在于有相對公平的升學考試，而現在的原因復雜了。表面上是升學制度問題，背后是公平的教育制度、經濟制度、管理制度等的缺失，是我們的政策導向存在問題。所以，背后的問題不解決，“小升初”問題不僅不會得到根本解決，還有可能愈演愈烈。
“小升初”和畸形擇校問題的解決，首先要看政府的決心與意志，要以公立學校為基礎和表率，不能將均衡、公平的責任推給社會與民眾
記者：不少人認為，“小升初”的混戰實質是對優質教育資源的爭奪，在優質教育資源總量不足的情況下，主管部門沒有找到相對公平而又富有活力的競爭模式，使“小升初”日益演變成一場規則復雜、勞民傷財的混戰。而以升學為主要標準的評價體系以及教育投入的相對不足，使學校在這場博弈中成為主動推動者。從目前的情況看，在各方利益的裹挾下，“小升初”政策最終將走向何方？
楊東平：教育資源配置不公、學校差距過大是一個原因，入學規則不公則是另一個重要原因，否則就難以解釋為何在上世紀80年代優質教育供求關系遠比現在緊張的情況下，基礎教育秩序卻要正常得多。免試就近入學的政策被大規模突破，主要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市場化”改革中，開放了以錢擇校(改制學校收費、重點學校收贊助費)，以權擇校(共建生)的渠道，使之合法化成為正式政策。同時，恢復了以前被取消的保送生政策(推優入學)，設置了特長生入學渠道，從而形成以錢擇校、以權擇校、以優擇校的方式，使得電腦派位、就近入學被邊緣化，免試入學的原則也大致被顛覆。目前北京市“小升初”就近入學的比例不足50%，許多重點初中不接受電腦派位的學生。
程方平：教育資源總量的不足與教育發展不均衡是事實，人們追求優質資源的想法也合情合理。在現代傳媒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和薄弱學校的提升已有了較充分的物質和技術條件。而在這些方面，我們的改革、探索、創新力度不足，不足以讓家長和學生產生信任與信心。“小升初”和畸形擇校問題的解決，首先要看政府的決心與意志，要以公立學校為基礎和表率。既不能把改革停留在口頭上，也不能將均衡、公平的責任推給社會與民眾。在許多國家，政府都是保底線、保公平，將涉及競爭和有特殊需求的教育交給社會、市場和商業來解決。我認為這樣的分工與定位比較合理，公立學校應該在政府投入到位的基礎上推進教育公平，提高教育教學質量。
圍繞擇校，名校、主管部門和培訓機構事實上已經形成了某種利益集團，分享巨額經濟利益。取消擇校是動了它們的“奶酪”，阻力巨大。但是，改革本就意味著利益格局的調整，應當從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
記者：解決擇校問題的時間表在一年一年推后。難以解決的原因是“難為”，還是“不為”？“小升初”背后最難以觸動的“硬骨頭”到底是什么？
楊東平：取消變相的重點學校制度、縮小學校差距、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法律、《教育規劃綱要》有明確規定和具體要求，各地也有許多行之有效的經驗和方法，擇校熱完全可以解決。北京市的情況，“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解決惡性擇校競爭，有理念和價值觀方面的問題，有許多觀念需要撥亂反正，如“義務教育也要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均衡發展不能削峰填谷、降低教育質量”等。更重要的是利益機制問題。圍繞擇校，名校、主管部門和培訓機構事實上已經形成了某種利益集團，分享巨額經濟利益。取消擇校是動了它們的“奶酪”，阻力巨大。但是，改革本就意味著利益格局的調整，應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辦人民滿意的教育。
因此，關鍵還是看政府能否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旗幟鮮明地堅持義務教育的基本價值，保障教育公平，維護義務教育的正常秩序。這需要通過廣泛的社會參與，建立一種新的教育治理機制。要明確各級政府的不同責任，實行教育信息公開，建立可監測、可追蹤的評價指標，以及實行教育問責。北京市已經與教育部簽了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備忘錄，并與各區縣簽了責任書，目標是到2015年實現“基本均衡”。但如何實現、測量、問責，并沒有規定和說明。
程方平：教育問題難以解決，必定與體制和管理相關。教育質量關鍵在于一個學校的教師群體素質。許多國家都通過教師流動解決學校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在我國一些地區，成功的關鍵是解決了區域內教師工資標準的統一問題。而在不少地方，城鄉學校、重點與薄弱學校之間教師收入的差距會達到1—2倍，薄弱地區與薄弱學校教師的其他待遇和發展機會也遠遜于城市學校與重點學校，在實際收入、學習進修、住房和生活條件等方面，均未能解決教師的后顧之憂，致使教師流動不起來，薄弱校的發展難有實效。
在不少中小學的支出總額中，政府常規投入不足50%，其他都要靠社會集資，致使一些學校越來越不像公立學校，更像是公辦民助的私立學校
記者：很多人認為，“沒有考試”催生了“小升初”背后那若干“衡量標準”，如果回到從前，經過若干考試選拔出適合的學生是不是最“公平”？
楊東平：面對權力、金錢的侵襲，許多家長都認為分數標準最公平，要求回歸考試入學的呼聲很高。但是，這有違《義務教育法》免試、就近入學的基本法理，實際上是在維護重點學校制度，加劇學校和學生的分層。因而，不應往后退，還是要向前看，通過真正取消變相的重點學校制度、取消升學率競爭，以及改革中考制度，實行重點高中指標下放等措施，推進義務教育階段的免試就近入學，使“小升初”如同四年級升五年級一樣。這是世界各國義務教育的基本現實，我們有什么理由永遠落后下去呢？
程方平：按理說，9年義務教育，就是要保證所有適齡學生沒有門檻地就近升入初中，公立學校不應另立額外的標準，也不應通過超編收取學生籌集資金。問題的關鍵在于，現在的所謂優質校生源編制很模糊、劃片不合理，近處的學生因劃片進不來，“內控”的名額又使有錢有權的外來者可以長驅直入。政府的教育撥款可以保障教師基本工資和常規教學，但學校還要在基建、教師進修、教師收入等方面自謀渠道。據不完全統計，在不少中小學的支出總額中，政府常規投入不足50%，其他都要靠社會集資，致使一些學校越來越不像公立學校，更像是公辦民助的私立學校。出現這些問題的責任不在學校和校長，在于我們的投入、管理及標準制定存在問題，需要務實求真地加以解決。若這些問題和隱患不解除，學校為了“生存”會將困難轉嫁于家長和學生，又會生出其他莫名其妙的標準來。
由此可見，“小升初”的問題并非單純的升學問題，其背后有十分復雜的原因與問題，必須加以分析和梳理，在政府的主導下從根上加以解決，保證國家所辦的學校成為教育公平、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均衡發展的主力和基石。（記者 姚曉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