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道德底線淪陷、基本誠信缺失的行業，在一個被利益綁架、價值觀扭曲的經營環境之中，任何一個企業要想“出淤泥而不染”談何容易？與此同時，當下中國的監管環境日趨復雜，監管權限、環節亟待理順，監管手段、方式急需更新。
這大約是中國最“神奇”的一條短信段子，它流傳多年越來越廣為人知，它的版本形式不變內容卻不斷豐富——
“從大米里，我們認識了石蠟；從火腿里，我們認識了敵敵畏；從咸鴨蛋、辣椒醬里，我們認識了蘇丹紅；從火鍋里，我們認識了福爾馬林；從銀耳、蜜棗里，我們認識了硫磺；從木耳中認識了硫酸銅；從三鹿牛奶里認識了三聚氰胺；從雙匯里，認識了瘦肉精。我們在食品中順利完成了化學掃盲……”
調侃與反諷，透露出的是人們對食品安全問題的無奈。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是最大的民生。不過，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頻發已嚴重打擊了人們的食品安全信心。就在今年1月，《小康》雜志發布的年度消費者食品安全信心報告顯示，半數以上公眾對食品“沒有安全感”。
問題是，如何改變這種被動的局面？食品安全事件頻發其中的癥結究竟是什么？
有一點能夠達成共識：食品質量安全事件不斷拷問的是，相關食品企業和監管部門。
扭曲的金錢觀“綁架”了食品企業
梳理近年來大大小小的食品質量安全事件可以發現，其基本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為濫用添加劑和非法添加；另一類為以次充好、假冒偽劣。其中尤以前者為甚。
更讓人后背發涼的是，幾乎所有食品質量安全問題，始作俑者都是有意為之，明知有害卻昧起良心。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企業是產品質量的第一責任人。那為什么還總是有一些不法食企鋌而走險，甘冒天下之大不韙？
記者去年在山西某地曾做過一個“工業原料給蜜棗美容”的調查。在當地用化工原料給蜜棗“美容”是公開的秘密。調查過程中，記者遇到一百貨批發部的老板，姓薛，很精明干練的一個女人。
早年她曾經生產加工蜜棗挖到第一桶金，但現在改做百貨批發生意了。她告訴記者，促使她“金盆洗手”的原因，不是生意不好做了，也不是被監管部門查封，甚至都談不上是“良心發現”——而是因為她年幼的女兒經常趁她不注意偷吃蜜棗，讓她無計可施。她知道用化工原料“美容”過的蜜棗幾乎就是“毒棗”，她不能為了掙錢把自己的孩子搭上。
而這種極其特殊的情況只能是個例。對于大部分蜜棗生產廠商來說，并不存在這一問題。
在已然被利益綁架的情況下，“好看、好賣，還能賣上好價”就是毒棗出爐的基本動力。記者采訪中，更多生產商連基本的反思都沒有。
從這個例子來看，如果說，食品生產商還有道德底線的話，那這條底線顯然“低得可憐”，只要不傷及自己家人大約就是可以接受的。現實中媒體爆出的諸多食品企業“生產什么不吃什么”就是很好的佐證。
不得不說的是，記者調查過程中更感到擔心的是，很多企業負責人價值觀的扭曲。“賺到錢了就是成功者”、“不問過程，只看結果”、“一切向錢看”……這種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大行其道。
古人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道之不存，食品質量安全又安能得以保障？
媒體和公眾往往對一些大型企業、知名企業特別“青睞”，事實上大型企業、知名企業確實會比小企業更看重信譽、質量，但在一個道德底線淪陷、基本誠信缺失的行業，在一個被利益綁架、價值觀扭曲的經營環境之中，任何一個企業要想“出淤泥而不染”談何容易？
被“人情、政情”裹挾的監管
食品質量出了問題，挨罵最多的就是相關監管部門了。監管部門冤不冤枉？
也冤也不冤。說冤，是因為一個常識，產品質量永遠不是監管出來的；說不冤，則是源于責任，食品質量不是監管出來的，但如果食品質量“失控”，那板子也要打在監管部門身上了。
現實中，實際情況遠為復雜得多。譬如，無論哪個行業的“潛規則”，監管部門不知道嗎？不可能不知道。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不能消除這些潛規則呢？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提醒的是，食品標準也好，法規也罷，都是國家高層部門制定的，但法律法規再健全，也得是地方最基層的監管部門去執行。執行力如何是其中的“真”問題。
今年初，本刊記者在河南調查瘦肉精豬時，在孟州市曾和當地的一名檢疫員老李交流過很長時間，他很清楚好多養豬場喂豬加瘦肉精。當記者問為什么不查時，他回答：“啥事都不能太認真，太認真了啥都干不成啦，加這東西（瘦肉精）的太多啦，你要看（管）得太嚴咋行……”
記者在河南一地方畜牧局領導那里隱約找到了答案。他對記者坦言，瘦肉精泛濫這么多年我們能不知道嗎？但知道也不好去監管，因為執法的人都是本地人。
他表示，本地人監管本地人是有難度的：一、這些執法者和養殖戶以及經紀人都是鄉里鄉親，“抬頭不見低頭見”，甚至是親戚，如果監管得嚴了，找人說情，至多罰一些錢就不了了之。二、還要考慮保護地方經濟發展，增加地方經濟收入，如果查得太嚴格，地方經濟上不去，“領導臉面也過不去”。
人情、政情等等裹挾之下，監管失靈也就不稀奇了。
事實上，當下中國的監管環境日趨復雜，監管權限、環節亟待理順，監管手段、方式急需更新。以現行的“分段管理”為例，每種食品幾乎都有多部法律、多個部門在管理，但往往是誰也不管甚至越管越亂。
原因多種多樣，有些納稅大戶企業，常常被屬地“特殊保護”，成為事實上不受任何監管的“特區”；有些地方，政府部門與企業職位互通，人員調換頻繁；有些企業負責人擁有地方上的多種頭銜、多種“特權”；有些地方的監管機構形同虛設，監管人員在利益面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成為造假等違法行為的保護傘等等。
如此種種，都使得監管“負重”前行，最終導致某些行業與環節失控。
問責制亟須科學與落實
“問責制”正在成為遏制監管失靈、失策的一把利劍。
當然，這也是一把雙刃劍。
問責制是指問責主體對其管轄范圍內各級組織和成員承擔職責和義務的履行情況，實施并要求其承擔否定性后果的一種責任追究制度。
其合理性在于：首先，它區分了責任，是誰的責任由誰來承擔；其次，它重點追問的是負有直接領導責任的領導者，既不會“一竹篙打一船人”，把所有的責任人同等處理，更不會“只拍蒼蠅不打老虎”，只是拿具體責任者問罪；同時，問責制問的是“責”，追究的是具體問題的具體過錯，不問功勞苦勞，不搞將功抵過，是真正的賞罰分明。
不過現實中，問責制面臨著兩大難題：科學性與能否落實到位的問題。
記者在對瘦肉精豬的調查過程中就了解到，如果一車豬調出去在外地被查到瘦肉精，追溯到源頭并不會處理到“開票”的當事人和上級領導，往往只處罰經紀人和養殖戶。
按當地的理解，“經紀人調出的豬，就罰那個經紀人，和監管人員沒有啥關系”。這直接導致執法人員責任心不強。
有當地知情人士直言，“如果問責制落實動真格的，哪個執法人員都不敢疏忽大意，瘦肉精前些年就能管住了。縣畜牧局在鄉鎮設有畜牧站，在村也同樣設有——如果在哪個環節出現問題嚴懲監管人員的話，哪個監管人員也不敢徇私枉法，同時，這種情況下，經紀人和養殖戶也會能夠理解。”
現實中，問責制容易走向兩個片面，一是責任推脫，如有的政府部門和單位在出臺規范性制度時，為了減少自身的責任，不考慮國情、企情，一味就高不就低；在出臺文件、布置工作時一味高標準嚴要求，使企業難以落實，甚至將本應由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承擔的責任轉嫁給企業，結果形式上轟轟烈烈，但實際效果不佳，使問責制的作用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問責標準體系建設滯后，這容易造成被問責人員范圍擴大，救濟權利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挫傷了相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結果使監管人員產生“出了事故只能自認倒霉”等不正確想法，使問責制背離實施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