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法律向消費者傾斜
而現在為什么法律發生轉向了，開始向消費者的利益傾斜了？在我看來，社會發生了一種變化，這種變化雖然不是本質的變化，但足以影響到社會關系的穩定。所以法律不得不加以調整，因為傳統法律認為個人應自擔的風險，實際上有些是人為造成的。原因有：
第一，現在是一個社會分工非常細的社會，有些交易可以做到市場化，有些交易做不到市場化，或者不能完全做到市場化。例如自來水的價格，是由自來水公司或者說是國家定的。因為一個城市可能需要一個自來水公司就夠了，不需要很多來互相競爭。所以這個價格你只能接受。再比如汽車4S店銷售某大品牌的汽車，只能按照給出的市場指導價銷售，不能隨意降價。雖然雙方是合同關系，但4S店為了取得銷售權，只能聽從對方的意見，這就是表面平等而實際壟斷。
正因為社會分工越來越細，每個人對別人的依賴度越來越強，所以就會產生合同平等而有一方實際上處于壟斷地位的情況。
第二，人口密集度加大，人們大量集中在城市中，距離拉近，人們的行為即使沒有發生交易也會互相影響。交往頻繁導致這樣大量沒有合同的行為，其中一方也很容易占據主動或者說是壟斷地位。
中國質量萬里行：法律對消費者傾斜，其中的難點在哪？
佟強：我們國家現在對消費者利益保護還停留在對質量的監管上，這是一個比較低的層次，在西方國家可能100年前就已經這樣要求了。現在我們要做的是對消費者傾斜，那么它的難點在哪？在我看來在于傾斜的度，既要傾斜，又不能傾斜度太高。如果傾斜度過高，就會造成一種新的不平衡。因為如果你把所有的好處都給消費者，那么商家的利益就沒有了，也就喪失了交易的動力。商家失去了動力，就沒有了交易，就好像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樣，是一種貧窮的平等，那么這種平等也就失去了意義。
為什么現在我們通常站在消費者的立場上，因為我們國家市場經濟的秩序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法律在實施過程中所追求的目的會大打折扣。商家是一個強勢的地位，而商人的本性是逐利的。比如房地產商在和買房者簽訂合同時，會注明，如果賣方不按期交房，要支付每日萬分之三的違約金，而買房者不按期付款則要支付每日千分之三的違約金，兩者相差十倍。房地產商的理由是我這么大的企業不會違約，而你可能會違約。這種沒有道理的話在房地產商強勢的背景下，買房者只能選擇接受。
引導消費者理性維權
商人和消費者的不對等已經形成了一種積重難返的情況，我們需要適當地矯枉過正，也就是“亂世用重典”，當然這種嚴厲的手段到了一定程度就要轉而進入一種微調的階段，好像病人做手術拿掉病灶之后就要進入調養階段，也就是微調。這種微調也就是我們下一階段要做的事情，媒體應該引導人們在消費中“理性維權”，要在法律和社會所能允許的范圍內操作，而不是把事情推向另外一個極端。
有的時候維權意識過強也不合適，比如郵寄包裹丟失，郵局或者快遞會賠給你錢，一般來說是按照郵費的三倍來賠償。但消費者可能認為包裹里的東西價值遠遠超過三倍郵費，就會認為對方的賠償標準是壟斷，是欺壓消費者。這里面在法律上就會有問題，郵局有兩種郵寄方式，一種是保價，一種是不保價。如果你認為你的東西價值五千元，那么郵局就會按照五千塊錢的保價來收費。如果說你無論郵寄什么都要按照你的實際價值來賠償，這樣帶來的一個社會效果并不好，因為郵局也是一個企業，如果說任何東西都要按照原價賠償的話，郵局只能對任何商品都按照保價來郵寄，這樣才能保證有足夠的錢作為賠償金。如果我郵寄一個很便宜的東西郵局也按照很高的資費來收費，那么這一部分人可能就會受不了。
所以說郵局提供的是一種大眾的消費，這種消費你就不能要求那么高的準確率。如果你要求，可以換一種方式，比如保價。
如果你一味地要求原價賠償，那我們可能就認為消費者在這里是一個不理性的維權。如果這種現象普遍化，那么就會對這些服務機構產生一種力量，讓他們向著一個畸形的方向去發展，這樣反而不利于社會的發展。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調整是很微妙很細致的，我們的新聞媒體在引導社會輿論的時候要合理，不能夠在一種情緒的渲染之下將老百姓引向不理性，盡管這種客觀公正很難。
工商部門也是一樣，前段時間出了一個有關合同欺詐的辦法，當時他們也找過我談談這個問題。這里面也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要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同時也不能讓整個市場僵化。